江宇琦
2017年04月12日，西安市殡仪馆骨灰公墓，去世三年后，著名导演吴天明终于“入土为安”了——女儿吴延，亲自将父亲的骨灰安放在了他挚爱的黄土地上。
“我爱电影，这辈子我只干了这一件事。”吴导的墓志铭，是他生前所说过的一句话。
在葬礼现场，播放着《百鸟朝凤》的主题曲，一只鲜花扎成的“百鸟朝凤”花篮、一把放在墓前的唢呐、一个刻满了胶片图案的墓碑，加上前来参加葬礼的山西左权县老井村（《老井》中村子的原型）的村民代表，所有这一切，都在记录着这位伟大的导演不凡的一生。
吴天明爱电影，爱得简单，爱得纯粹。他的热爱，成就了他自己，成就了第五代导演，成就了中国电影。
在“资本第一”的今天，这种热爱，更显其珍贵。
吴导离开三年了，人们还在怀念他。
吴天明和他的中国电影
4月8号，就在吴天明导演葬礼的四天前，一场别开生面的点映活动在青岛成功举行。
此次点映的电影，正是吴天明导演的《首席执行官》——时隔15年，这部以张瑞敏和海尔为原型的工业题材电影，首次以数字版的形式登上大银幕。
张瑞敏亲自到了现场并做了发言，用他的方式缅怀了这位“最懂他的导演”。
作为中国电影界的泰斗，吴天明曾收到过许多公司的邀约，来为他们拍摄电影，其中不少人更是砸下重金，但最终都被吴导给拒绝了。
然而，在知道了海尔的故事后，他却主动提出要拍海尔，拍中国企业家的拼搏故事。
打定主意后，吳天明用了两年时间，参观了十几个海尔工厂，查阅了大量资料，修改了十版剧本，最终创作出了这部被评价为“充满真激情”的电影。
拍好中国电影，讲好中国的故事，是贯穿于吴天明作品里的一条线。
“头上蒙着白羊布手巾，拿着皮鞭放羊，穿着羊皮袄，并不比拿破仑低级，要挖掘老百姓喜怒哀乐。”他刚接任西影厂厂长时，就为西影厂定下了这样的改革方向，决心要拍中国的西部片。
从最开始的《人生》、《老井》，到后来的《首席执行官》，再到他的遗作《百鸟朝凤》，吴天明的每一部作品都和中国的人、事、精神“有着切肤情感”。
本次活动，是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主办的“吴天明和他的中国电影”回顾展的一站，4月20号，回顾展将正式拉开，以城市为坐标，回溯吴天明的毕生的七部杰作。
而这个时间点，距离方励为了《百鸟朝凤》向院线下跪求排片，已有近一年的时间了。
“伯乐算什么？电影才最重要”
有人说，中国电影的辉煌，始于1983年。
那一年，不到44岁的吴天明，从老厂长手里接过了西影厂，成为了当时全中国最年轻的电影厂厂长——有人说，他接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1983年，西影厂影片拷贝发行量居全国倒数第一，全国上座率最高的10部影片没有一部出自西影，整个厂子管理混乱，士气低下。
为此，他在正式接任后开展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年轻化干部队伍、提拔年轻的创作人、开办培训班、将西影厂改制为企业并和中影集团分账，和中影集团签订票房分成协议，自负盈亏……
如今看来，所有这些都不过是电影产业中再自然不过的商业模式了，然而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吴天明的做法在当时甚至被人说是“离经叛道”。
但面对各方阻挠，他丝毫没有退让，尤其在启用有才华的年轻人这件事上，他从没有犹豫过。1984年，陈凯歌被外借到广西厂拍摄《黄土地》，张艺谋担任摄影师，在陕西看景时遇到一些问题，二人觉得走投无路，便去投奔了吴天明。吴天明二话没说，给了他们2000块，还为他们安排了吃住和用车，解决了拍摄中所遇到的一大堆问题。
此后，他更是力排众议，破格提拔摄影师张艺谋为导演，投资他拍电影《九九青杀口》。
可当张艺谋来到取景地高密时才发现，这里并没有电影里所需要的高粱地，高密已经几十年没有种过高粱了。
就在张艺谋一筹莫展的时候，又是吴天明凑了四万块钱直接塞给他，让他先去种高粱。
而或许就连吴天明他自己也没想到，这百十亩地里，种出的不光是高粱，还有中国电影的未来——这部电影之后改名为《红高粱》，它的成功，开启了中国电影的新时代。
1987年，陈凯歌的《孩子王》也诞生于西影厂，为了把这部影片推向国际市场，吴天明拿着还没通过发行的影片跑到中国电影展，趁着国外电影人用餐的机会，写个纸板通告该电影的放映时间，一个个的推荐《孩子王》。
同一时期，黄建新的《黑炮事件》，田壮壮的《盗马贼》也都在西影厂拍摄完成，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吴天明无条件的支持。
当时有很多无戏可拍的老导演找到吴天明，向他下跪想要个机会，吴天明反过来也向人家下跪：“我希望你起来，咱换位思考一下，你站在我位子上考虑，我得为厂里头这几千人负责，我还得为观众负责，你这么多年都没有拍戏了，还是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吧。”
编剧芦苇回忆起那段岁月时说：“大家都在谈吴天明扶植第五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无私，只有唯电影为上的人，才会这样对所有年轻的创作者。”
这批年轻的创作者们都管他叫“头儿”，外界则更喜欢称他是“第五代的教父”，是伯乐。但吴天明不喜欢“伯乐”这个说法。
吴导生前在接受《影视圈》杂志专访时，却曾表示：“伯乐算什么？电影才最重要！”
尽管正是由于他的提携，才有了第五代的辉煌，有了中国电影的辉煌，可他依旧坚持说：“年轻人最好不要靠伯乐，共产党（以前）就是伯乐制度，这个制度不可靠。年轻人还是要靠自己努力，伯乐意识，害人的。”
“现在的电影，怎么都这样拍？”
在吴天明的领导下，仅用了两年时间，西影厂便从“倒数第一”成为了“正数第一”，一时间风光无限。然而到了1989年，随着吴天明离开西影厂远赴美国讲学，“第五代聚义”的热潮迅速褪去，西影厂的辉煌也就此终结。
在经历了一些变故后，直到1994年，吴天明才重回祖国，他在自传里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一切从零开始，进行新一轮奋斗。”
此时距离他上一部作品《老井》已经过去了八年，为了重新找回拍电影的感觉，吴天明接手了香港邵氏影业投拍的一个项目。拍电影心切的他，甚至没有过问剧本，就签订了合约。没曾想到剧本本身存在着极大的问题。
好在业内的好友们、弟子们鼎力相助，包括张艺谋等人都给剧本提出了修改意见，将电影的拍摄拉回了正轨，也才有了《变脸》这部经典作品。
等到电影正式拍摄时，吴天明和第五代的创作者们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吴天明对于主人公的塑造在年轻一代的眼中，“太过于传统”了。
最后吴天明选择坚持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塑造人物。事后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变脸》上映后接连斩获国内金鸡、华表等大奖，还在不少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
可吴天明和“中国电影市场”，也就此“分道扬镳”了。
就在吴天明拍《变脸》那些年，中国电影产业一直处在一个寒冬期，总票房不尽如人意，国产电影更是无人问津。
直到2002年，吴天明当年一手栽培的张艺谋斥巨资拍了《英雄》，在挽救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同时，也正式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同时还“终结”了吴天明那一代导演人的时代。
张艺谋说，吴天明“看不上”他近10年拍的片子，因为“太商业”了。
但他却坚持走这样一条路：“中国电影正是被票房绑架的年代，包括我自己。我们拍了不少各种各样的片子，我们要试水，要两条腿走路，除了有情怀，也需要有质量的商业电影去占领这个阵地。”
在吴天明导演的追悼会上，导演郑洞天说：“他（吴天明）一直希望看到艺谋和凯歌再次拿出《活着》、《霸王别姬》这样的作品，可惜他没看到。”
这或许成了吴导永远的遗憾。去世前不久，他曾去电影院看了两部才上映的电影，回来后他有些纳闷：“现在的电影，怎么都这样拍？”
“电影业的毛病大了”
“我最近的一部电影叫《百鸟朝凤》，讲述陕西农村艺人的故事，不过这部戏进不了电影院，电影院要的是票房。”2013年，吴天明导演对《影视圈》杂志的记者说到。
2016年，在吴天明去世两年后，这部电影还是进了电影院——可他肯定想不到，电影的排片，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换来的。
当年，他用下跪的方式，换来了中国电影的崛起；而如今已经“崛起”的中国电影，却又逼着爱他电影的人下跪。
事实上，晚年的吴天明一直忧心着中国电影：“现在的一些导演缺乏一种精神支撑，主要想的是赚钱，赚钱就要娱乐观众，所以随之而来的是创作上的谬论，这样电影还能承載什么？不再承载社会责任、文化责任了。”
他觉得“电影业的毛病大了”，评价标准变得乱七八糟，唯票房论让整个行业无法走上正道，演员导演看钱，官方看数字，根本没人在意片子的质量。
谈起这件事，学者戴锦华有些感慨：“吴天明后来没有再融入市场浪潮，我觉得其实跟他保持最大的真诚度有关。”
不愿放下真诚，让他成了中国电影界的“异类”。
但这个“异类”，却从没有放下中国电影。
他就像一面镜子，始终映照着整个中国电影，督促着那些他亲手提拔过的优秀的创作者们。
吴天明曾经批评过张艺谋对待文革题材的作品的态度，认为他的想法不对，而张艺谋一直没有予以过正面的回应。
一直等到吴天明导演去世后，他才说：“我有一个愿望一直没有完成。其实，我后来拍的《归来》，也是想把电影做好了，请‘头儿看一眼，很希望从他嘴里听到对我的一些看法。我很在意他。”
“民族的东西不会消亡，现在电影业处在上升期，娱乐片慢慢往正规上走，既好看又有精神内涵的东西正在出来。目前很糟糕很有问题，但我不绝望。”吴天明很担忧，可又从来没有放弃过。
吴天明晚年一直希望将《白鹿原》搬上大荧幕，却最终未能如愿。临终前，他的书桌上还放着做了夹注的《秦腔》，那时他正准备改编这部小说——他始终没能放下他心中的黄土地，没有放下他对于现实的关注。
“我挺幸运的，这辈子上帝对我非常厚爱，不管是生活还是事业对我都很好，我很感激命运的安排，尽管我没有挣什么钱，但我生活得很知足。除了干电影，这辈子也干不了别的喽。”当年，吴天明导演这样对我们的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