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幻电影在当代类型电影中，以具有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视听技术著称，是国际化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类型电影之一。当代美国科幻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是研究科幻电影的典型案例。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对当代美国科幻电影进行探究，对于了解其发展道路以及推究本土科幻电影的发展之路，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文章从电影的生存环境、价值建构、文化功能三方面，解读当代美国科幻片的文化生态。
[关键词]科幻电影；美国电影；类型片；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批评是借生态科学之中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论用以研究文化现象的批评方式。任何一门艺术的出现、生存与发展，都是在特定环境中进行的。电影的传播既是技术问题，也是与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因素在内的整个社会语境息息相关的。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电影将采用不同的意义表达模式，将呈现出不同的作品形态构成、题材内容选择和不同的审美风格特色，而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动，电影的发展也是处于变动之中的。考察社会语境与具体电影类型的互动，是一个研究类型电影的新颖角度。
科幻电影在当代类型电影中，以具有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视听技术著称，是国际化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类型电影之一。当代美国科幻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是研究科幻电影的典型案例。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对当代美国科幻电影进行探究，对于了解其发展道路以及推究本土科幻电影的发展之路，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美国科幻电影的生存环境
美国科幻电影已不仅仅是一种类型片，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而文化的孕育是有特定的生态环境的。从20世纪30年代，詹姆士·威尔将玛丽·雪莱的同名小说《科学怪人》（Frankenstein，1931）搬上大银幕至今，电影市场在战争、经济危机下表现出来的不同活力，以及“冷战”前后的意识形态等，都存在变迁。从内部来看，由于科幻艺术作品本质的稳定，美国科幻电影的审美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科幻电影来源于科幻小说，早在《科学怪人》时代，美国科幻电影就已经继承了科幻文学作品中的科技带来人类社会失调的这一命题。正如利奥·拜克所指出的：“大多数社会对人类知识的延伸设定了限制，现代西方社会则尝试去除这种限制。但古老的限制仍旧发挥着作用，且使得大家对这些限制之外的事物存在一定的恐惧。”而从外部来看，八十多年来美国的国际地位、对生产力的开发等又发生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后者主导着科幻电影的前进，前者则在科幻电影中不断被反映出来。
以国际地位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美国步步迈向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霸主地位，从西方世界对抗“冷战”的领导者到企图成为整个世界的领导者。“冷战”期间，与苏联阵营的剑拔弩张也体现在科技和包括电影在内的“软实力”上，科幻电影正是二者的结合物。对冷战的看法，美国电影人也态度不一。此时的美国科幻电影具有一定的启蒙意图，在内容上也带有时政特色，且与现实联系紧密的电影也更容易吸引当时的观众。如在带有警世意味的罗伯特·怀斯执导的《地球停转之日》（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1951）中，外星人来到地球引发地球人的恐慌，而实际上他们千里迢迢而来却是要对人类示好。反倒是人类自不量力，妄想用原子弹来对付外星人，这是与当时二战刚刚结束，人们渴求和平的心态分不开的，也是导演对美国自恃为当时唯一拥核国家耀武扬威的一种讽刺。又如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Star Wars，1977）、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等电影，往往也呼应的是现实。这一类电影借宇宙背景，讲述其他星球上人对他人的奴役，宣扬“有压迫就有反抗”的道理，借此抨击苏联的独裁与集权，传达美国在民主与自由上的自信。外星人甚至在科幻电影中直接参与到美苏双方的争斗中，如外星生物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深渊》（The Abyss，1989），以及异形视人类为病毒，利用苏联战舰来消灭人类的《异形总动员》（Virus，1999）等，都被打上了明显的冷战留下的文化生态烙印。
以美国在科技上的进步而言，美国当代科幻电影也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警惕科技对人类的反噬是科幻作品中永恒的命题，而另一方面，登月等星际探索是美国迄今为止旁人难以超越的壮举，美国在科技上的高度自豪感又使其不断在科幻电影中张扬科技的力量，这些在星际探索题材类的科幻电影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在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星际穿越》（Interstellar，2014）中，地球黄沙遍野，基础农作物枯萎灭绝，人们在沙尘暴中等待末日，这很难说不是人类自食恶果。然而，最终拯救人类的仍然是科技。在全人类几乎都只能务农时，NASA依然坚持着拯救人类的计划，而NASA的计划也最终因为宇航员库珀、布兰德以及科学家墨菲等人的努力成功，人类在空间站建立了新家园。又如在斯科特的《火星救援》（The Martian，2015）中，马克·沃伦斯是载人飞船阿瑞斯3号的宇航员，因为意外而独自滞留火星，面临着要在火星上单独生存四年的绝境，然而沃伦斯凭借自己的科学知识在火星上寻觅生机，NASA也尽力部署营救计划。沃伦斯的遭遇是科技导致的，而他最后的幸存也是科技造就的。
二、当代美国科幻电影的价值建构
冷战的胜利对于美国来说无疑是历史鼎革的关键点，甚至在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在冷战中的优势地位使得它在世界事务上往往以领导者姿态自居，其科幻电影也体现了一种美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自觉的时代使命感。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科幻电影所考虑的往往不仅是美国与他国的问题，还有整个人类在未来或在特定环境下所要面临的问题。
其中人与智能技术的关系便是美国当代科幻电影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而智能技术则一般体现为机器人技术。早期美国电影对于大机器时代的认识，主要体现在担心人被物化，如在《摩登时代》（Modern Times，1936）中，卓别林所饰演的角色就体现出了人在工厂中变成了只会埋头扭螺丝，失去了活力的“工具”；而在当代，电影人表露出的担心则是机器的“人”化，也就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机器有了自主意识，最终人类有可能失去对机器人的控制，反被经过思考，产生了反抗意识的机器人所统治、欺压。而人类在发明机器人、利用智能技术时的科学伦理，如人类究竟应不应该将机器人视为生命，人类在科研时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否应该摒弃等，也成为美国人关心的话题。如在詹姆斯·卡梅隆的《终结者》（The Terminator，1984）中，机器人占领了世界，想将人类赶尽杀绝，为了制止人类反抗者康纳的出生，机器人还派遣了终结者机器人T-800穿越到1984年的洛杉矶去杀死康纳的母亲莎拉，而人类则派出雷斯去拯救莎拉，雷斯随后与莎拉相爱，两人诞育了康纳。
又如，反对人类对科学的滥用也是美国科幻电影大力宣扬的价值观。在经过长期的军备与科技竞赛之后，遭受破坏的自然环境成为美国新的问题。单纯地为了政治目的或经济利益而追求科技发展尽管能够给人类带来短暂的狂欢盛宴，但人类最终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而科幻电影正是处于电影艺术中最接近科学前沿阵地的，对于科学的副作用也有着最明晰的认识。人与自然形成一种和谐相处、统一共存的关系正是美国科幻电影此时要宣扬的价值观。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1993）既是在科幻电影艺术上的里程碑之作，同时又是美国这一科技大国在迈进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必然产物。在《侏罗纪公园》中，斯皮尔伯格探讨了资本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哈蒙德本人有着对恐龙的热爱，不惜出重金购买下努布拉岛，并将诸多科学家收归麾下，立志利用DNA技术复活恐龙并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侏罗纪公园。哈蒙德建立公园的目的既有对金钱的渴望，也与他对公园能成为其他爱好恐龙的儿童的科普圣地的希望有关。电影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哈蒙德邀请来考察的科学家，他们在为公园繁育恐龙的能力惊叹的同时，又表示了有朝一日恐龙有可能会失控的隐忧。果然，就在男女主人公前去努布拉岛的当天，哈蒙德手下的员工因想私自贩卖恐龙蛋而破坏了电脑管理系统，导致了整个岛的管理出现了无法挽救的崩溃，恐龙逃出生活区开始残杀人类。尽管最后男女主人公逃出生天，但哈蒙德利用侏罗纪公园赚钱的计划也成了泡影。《侏罗纪公园》继承了《大白鲨》（Jaws，1975）以来的科幻与惊悚、灾难结合的叙事模式，但在督促人类反思自身行为的深度上远远超过了《大白鲨》。《侏罗纪公园》之所以被认为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经典之作，是因为它具有叙事紧凑、矛盾集中，在视觉上能够凭借技术手段给予观众震撼的艺术特色，并能促使观众在走出电影院后为剧中人的是非对错沉思嗟叹。这已经成为优秀科幻电影的一个模板，纵观后来取得票房与口碑双重成功的美国科幻电影，如卡梅隆的《阿凡达》（Avatar，2009）等，无不可以发现其中都具有上述因素。
三、当代美国科幻电影的文化功能
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当代美国科幻电影就在国内外的诸多因素之下，或是用人和机器的对峙来叩问人性，或是用人和自然的角逐来思考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些都是将人置于主体地位，反思人类文明进程的，美国科幻电影开始宣扬人类在地球上正确自我定位的价值观。美国科幻电影是特殊文化生态下的产物，而其在数十年来的风靡不衰，也证明它如自然生物适应生命网络一样适应了整个文化生态。与生物学一样，电影与文化生态环境是互相作用的。在当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下，美国科幻电影也有着它的文化功能与时代诉求，这些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塑造着文化生态。
在文化功能上，美国科幻电影首先固然是一个审美对象，但是其往往也被定位为具备教育意义的宣传工具，这也是为何美国科幻电影中美国作为人类“拯救者”，或是科技权威的这一套路始终存在的原因。当前，美国科幻电影依然在加深着人们这种印象。由于消费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成为美国科幻电影的诉求之一。如在《火星救援》和《2012》（2009）等影片中，为了迎合中国市场而特意加入了中国元素，甚至在发行时将其作为一个话题来制造舆论。又如沃卓斯基的《黑客帝国》（The Matrix，1993）等电影，为了适应女权运动后女性地位的提高而拔高了女性形象等。此外，在当下，美国科幻电影已经在艺术价值之外更富有一定的附加价值，甚至部分电影已经形成了品牌，在电影产业之外仍有利益客观的产业链条。如《侏罗纪公园》系列电影、《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等，都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数以亿计的“粉丝”，以电影带动包括主题公园、手办在内的其余产业，也给予了其他国家电影人启发。
尽管当下横行市场的美国科幻电影仍然不免有良莠不齐，有被诟病为“爆米花”电影的状况，但其中也不乏给观众留下值得回味的形象，热情地书写人类与科技之间关系的经典之作。“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对于当代美国科幻电影，人们的研究早已不该止步于个别影片的“艺术性”或“思想性”，而是要从银幕延伸到银幕之外的无限空间，超越单纯的、立足于意识形态的肤浅批判或视听理论上的单纯读解，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给予美国科幻电影整体性、多层次性、全面性的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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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祝季冬.近十年美国科幻电影的哲学诉求[D].重庆：西南大学，2012.
[作者简介] 刘伟（1981—），女，天津人，硕士，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教育、英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