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7年，由张艺谋导演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一经上映，就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受到一致赞誉。《红高粱》由小说向影视作品嬗变的过程中，导演张艺谋延续了原著精神内涵，并对原小说复杂的多元叙事主题、双线叙事结构和人物形象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个性化创新，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原著的理解难度，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为我国文学电影改编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红高粱》；文学；电影；张艺谋
随着电影创作视域的拓展，文学和影像之间的互动愈加频繁，越来越多的小说被搬上大银幕，促进了电影艺术的发展。而纵观我国文学改编电影的发展历程，1987年上映的《红高粱》无疑是其中最为出彩的巅峰之作。《红高粱》取材于莫言的同名小说，在由文本向影像嬗变的过程中，导演张艺谋以超越文学的艺术理念对作品进行了个性化的再创作。影片中，他既延续了原著的精神内涵，也在叙事主题、叙事结构、人物形象方面超越了原著的限制，为当代观众呈现了一个更富有张力和冲击力的影像空间。凭借其对于电影个性化的改编，初出茅庐的张艺谋不仅一举拿下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更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影视创作的视野。
一、故事主题单一化
小说《红高粱》将生命、人性、历史、情爱等多重思想主题融合在一起，具有深邃的社会内涵。而电影仅有短短90分钟的时长，导演无法全面展示，只能在影像化表述中化繁为简，规避部分深度性内涵，选取单一的“生命”主题来组织整个叙事，而为了凸显这一主题内涵，张艺谋在电影中主要采用了以下手法：
（一）具体化造型凸显生命主题
小说中采用了很多“高粱”印象化造型，彰显对生命图腾的心理倾向，但是小说中作者对红高粱的描写着墨非常多，以不同的高粱姿态展示对不同主题的态度。例如，小说中雨中高粱、夜中高粱、雾中高粱都千姿百态，以各种别具匠心的造型和描写展示作者在不同故事情节中的心理反应。电影《红高粱》为凸显生命主题，只是选取“风中红高粱”的唯一图腾式造型，没有对高粱进行多元化艺术展示。张艺谋以色彩和光线的视觉处理，让高粱的意象不仅不单调，而且强烈直观地表现了人们不安骚动的生活现实。同时电影采用蒙太奇、景别等技巧让高粱画面多姿摇曳、神秘多变，让观众充满无限的遐想。尤其是影片结尾处，日全食的大红色让高粱地染上了鲜血似的颜色，营造出一种对死亡的敬畏及对生命的渴望，将让观众在独特意境中感受死亡和爱情的意义，从这点上来说，电影带给观众更加直观的心理冲击，更加具体的心理感受。
（二）仪式化场景强化生命主题
小说和电影虽然都通过很多仪式化情景传达主题，但视角各有不同。小说《红高粱》以不同的场景揭示人性、生命、历史、爱情等多元主题，而电影仅仅用仪式性的场面拓展生命存在的体验及价值，削弱了对其他主题的探讨，让故事更容易被观众接受。
电影中，导演张艺谋用大量民俗性场景彰显生命的张力。例如，电影中“颠轿”“野合”等片段借助电影特点和技巧，形象地重现了原著场景，展示生命的畅快潇洒和奔放热烈。在电影中，送亲时“颠轿”的过程中，导演用视觉化语言将新娘子与轿夫的心理与动作直观地表现给观众，再加上《颠轿曲》这一原创音乐带来的听觉效果，把轿内的“苦”和轿子外的“乐”的反差细致入微地展示出来，在音乐和画面的配合中凸显了迎亲人群的激情，并凸显人们强烈的生命力及对生命的渴盼，也让电影生命主题更加直接。另外，在电影“野合”这一仪式性场景中，导演采用了俯拍式全景电影镜头，把男女情爱自然轻松地展示给观众。绿色的高粱“圣坛”、“奶奶”的红色衣服、“爷爷”的下跪、鼓与唢呐交织的民乐、大风中狂舞的高粱等元素比原著小说的文字描写更加震撼，极大地凸显了人对生命的敬畏及对爱的激情。导演在电影中增加了原著中并没有的《敬酒歌》《送葬歌》，以仪式化视听语言极力凸显人对于生命的渴望和留恋，将原著生命主题予以最大限度的宣泄和升华，让观众经历了一次生命洗礼。
二、叙事结构传统化
莫言在《红高粱》中采用了较为开放的交错时空的双线叙事结构，将丰富的故事情节和主题都包含在内，让故事带给读者更多、更复杂的心理感受。而电影为凸显生命主题，在叙事结构上采用较为封闭的单线顺序叙事结构，这种叙事结构的嬗变让电影情节及矛盾变化更加突出。
（一）采用单线叙事结构
影片《红高粱》采用了一种类似于传统中国戏剧的单线性叙事结构进行编排，让电影以生命为核心叙事，将抗战作为叙事背景和后续情节，最大限度地凸显对生命的热爱和张扬，甚至是对爱情的渴望。
为简化叙事结构，电影将故事线索进行了简化，突出生命主题。小说主要围绕余占鳌伏击日本人为主线索，同时还有战争前“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为副线索，两大线索同时展开，相互交叉，相互影响，从而达到一种叙事内涵的深化效果。但是，在电影中，为在较短的时间内给观众带来最大的心理冲击，导演张艺谋只选取了原著的副线索，也就是以爱情线索串联整个故事，同时电影借助画外音的辅助，推动故事的发展。如影片《红高粱》基本上由迎亲过程、遭遇劫匪、夫妻回门、高粱地野合、秃三炮酒庄较量、祭酒神、伏击日军等情节构成，导演张艺谋同时采用画面和色彩形式将这些情节按照时间变化结合在一起，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叙事过程。而对于小说部分的零碎情节，如余占鳌杀死李大头的情节、父亲追悔往事、“我爷爷”当土匪、奶奶认贼作父、余大牙与玲子的故事等与生命爱情主题无关的细枝末节，电影没有给予呈现，只是以画外音的只言片语带过。电影正是借助这种突出主要情节，穿插典型戏剧化事件，在画面、色彩、造型上予以夸张化展示，达到了一种非常特殊震撼的视觉效果，有利于观众理清故事脉络，理解故事核心主题和内涵。
（二）直线型叙事顺序
莫言的原著《红高粱》中采用了交错时空的复调式叙事结构，让抗日和爱情相互交织影响，以不同视角和时态转换增加故事的包容性，激发读者的想象。而电影中时空结构则较为简单，导演将复调式的螺旋叙事简化为一条直线，在画外音的辅助下，讲述了整个故事。
小说《红高粱》中，莫言在开篇时讲述了父亲年少时跟余占鳌在公路伏击途经当地的日本汽车，之后的叙事也是以抗日故事展开，在抗日回忆中穿插了爷爷和奶奶的爱情故事，两个线索时而独立，时而纠缠在一起，抗战的艰苦和爱情的磨难几乎难以真正分辨清楚。而电影直接以奶奶的出嫁为开场，详细讲述了“九儿”出嫁、迎亲及路上的故事。电影完全按照传统戏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叙事顺序讲述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在情节安排和组织上，导演创新地运用了传统戏剧化的手法，将原著拆解为不同的板块，对各个故事模块进行影像化重组，或补充、或删减，按照时间发展顺序连在一起。同时为了让时间更加清晰化，张艺谋导演还大量利用画外音，以画外音将各个故事有机地联系起来。例如，电影中总共使用了12次画外音，都出现在情节发展的关节部位，矛盾、人物关系、环境、时间都是通过画外音进行衔接。例如，奶奶嫁给掌柜的原因、神秘的高粱地、掌柜被杀、罗汉出走、日本人出现等场景都用画外音进行连接，让电影的发展自然、易于理解。可以说，电影采用这种较为传统和封闭的单线叙事结构，降低了观众对影片的理解难度，符合了当代人的审美需求。
三、人物形象提纯化
小说《红高粱》中，莫言笔下的人物都是矛盾的结合体，都具有一定的缺点与复杂性，虽然有利于小说社会深度的挖掘，但是却为电影改编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因此，导演张艺谋对很多小说人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提纯”处理，让人物正面形象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展示。
（一）塑造女主人公的清纯形象
小说中的很多女性形象，如戴凤莲等人，让人又爱又恨，很难用传统常规的伦理道德规范去判定或衡量，也很难在电影短短90分钟内全面展示给观众，因此，导演净化了女主人公“九儿”等人的形象，以清纯的女性满足现代观众对女性形象的幻想和渴望。
小说中戴风莲风流多情，又有抗日情怀，集美貌、智慧、泼辣于一身，简直是离经叛道的“奇女子”。小说重点展示了戴凤莲的放荡性格，尤其在和余占鳌、曹县长、罗汉的关系上，十分暧昧。电影《红高粱》虽保留了其部分叛逆性格，但是却主观地将其设计为清纯女性的传统女性形象。为了让戴凤莲的形象深入人心，导演只保留了“九儿”这一乳名，让她显得亲切温婉。同时为了彰显她的善良纯洁，导演故意删减了她的复杂性格和细腻的心理世界描写，将其形象简单化处理。小说中戴凤莲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如临死前的追悔以及对上天的发问等情节将她的张扬、叛逆及对自由的渴望展示得淋漓尽致。而这些情节在电影中被导演完全放弃了，只保留她的活力和真善美行为的展示。除此之外，导演故意缩小了戴凤莲的人物关系和空间，让“九儿”的生活圈更加简单，以凸显其对爱情的忠贞。例如电影把她的空间局限在高粱地、烧酒坊两个区域，除了和“我爷爷”高粱地的“野合”之外，其他负面关系都被删去，凸显了她爱的唯一和真挚，而这种对女性人物的简化处理也让电影多了几分浪漫色彩，更利于现代观众的心理接受。
（二）淡化男主人公的匪气
电影《红高粱》的导演张艺谋为将原著人物形象简单化处理，淡化了男主人公余占鳌身上的匪气，削弱了原著中对其残暴、血腥和杀人如麻性格的描写，通过一个普通农民的朴实平凡彰显男性固有的原始生命力，同时也让他和“九儿”的爱情顺理成章。
莫言原著小说中余占鳌很难说是好人或坏人，他既抗日杀敌，又占山为王，可以说是恶中有善、善中有恶的复杂个体，让人既爱又恨。而电影《红高粱》中余占鳌这一人物和戴凤莲一样，被张艺谋导演予以了大刀阔斧的美化处理。首先，电影中“我爷爷”不像小说中一样有个名字，只是由画外音补充，观众才知道他的身份是轿夫，就和中国传统农民一样平淡无奇。其次，影片消去了原著中余占鳌身上的那股匪气，让他变成一位简简单单的轿夫，其人生经历相对小说也变得简单平凡。电影中，主人公尽管也和杀人存在某些联系，但是并没有跌宕起伏和惊险的遭遇，婚姻或爱情也仅限于和女主人公的一段恋情。电影对小说的改编虽然让主人公野性不足，但是却以质朴的性格吸引了更多观众。电影将余占鳌置于平凡普通的农民位置上，以他和其他人物的对比，凸显普通人对生命的渴望和对爱情的希冀。除此之外，小说中余占鳌老练深沉，有勇有谋，亦正亦邪；而电影中的主人公则是一个平民化的形象，在朴实平凡中彰显男性的激情和阳刚。小说人物余占鳌在电影中这种大刀阔斧的净化处理，强化了其在这个爱情故事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电影中余占鳌这种男性形象也符合传统认知中我国男性的整体印象，既普通平凡，又充满阳刚和力量；既胆怯莽撞，又义气果敢。电影通过这个普通男人做的不普通的事情，如高粱地中他唱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在烧酒坊里的出甑、和众人高唱《敬酒歌》以及最后炸毁日军汽车，凸显平凡人物的力量及人性闪光点。观众也能很快被普通人物不普通的生命力和爱情所感动，被他的坦荡和直率所折服，这也许是电影《红高粱》最吸引人和最成功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红高粱》在由小说到影像化的嬗变过程中，不但充分展示了原作者深厚的文化功底和思想内涵，更是在光影中将张艺谋对艺术的理解力予以充分展示。电影《红高粱》的成功，不仅让世界影坛认识到中国电影的魅力，更是为未来文学改编电影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代电影创作只有立足于对小说和电影的充分理解和认识，才能将建立起文学与电影互动的桥梁，为电影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促进电影创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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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秀丽（1983—），女，黑龙江望奎人，硕士，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