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各种影视作品中,经常会用到一种十分重要的表现手法,即象征手法。通过应用象征手法,可以更好地将各种影视作品想要表达的深刻内涵展现在广大观众的面前,并有效升华作品的主题,发人深省。小说《活着》中,作者余华通过大量客观真实的描写,为大家描绘出处于特殊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改编的同名电影中,便应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具有十分丰富的象征意蕴。本文,我们即对经典电影《活着》中应用到的各种具体的象征手法进行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电影;《活着》;象征
在小说《活着》中,作者余华通过大量客观真实的描写,为大家描绘出处于特殊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后来,这部小说经过改编,被搬上了大屏幕,即我们今天所分析的电影《活着》。电影《活着》在写实的基础上,应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从而十分真实地展现出当时的中国社会画面,并含蓄地表达了对特定历史背景下一些问题的观点,具有十分明显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
一、圆满自足的圆形象征结构
(一)圆形象征结构
电影《活着》应用的象征手法中,最突出的一种便是圆满自足的圆形象征结构。整部电影中,丰富的艺术形象有机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整体的象征性。所有情节均按照自身的结构进行处理,内在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意象体系,整部电影即为一个象征实体,具有十分鲜明的圆满自足的圆形象征结构特征。
(二)时间跨度方面
电影《活着》在时间跨度方面非常大,从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始,到大解放时期,再到“文化大革命”,横跨了几十年的历史长河。在电影的开始,利用简洁的画面, 导演将40年代中国的现实情况进行了细细的勾勒,让观众们了解到处于特定社会时期的真实的中国。例如当时通过大肆剥削穷苦百姓的地主阶级的大宅院,以及令无数人醉生梦死的赌场,还有极具时代特色的街边小摊贩等。然后,镜头跟随主人公福贵的被抓,展现出表演皮影戏的画面,并让广大观众看到了真实的国民党军队的形象。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到了全国大解放时期。此时,通过导演的视角,我们看到了当时正处于盲目“大跃进”时期的情景,例如全民炼铁和炼钢的情景,而到最后,凤霞死去,也是导演在暗示大家,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何等的荒唐。通过长时间的跨度安排,我们跟随导演的镜头,了解到电影中主人公以及他身边的各色人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真实遭遇和命运。而实际上,导演也是在利用对电影中大跨度的时间和情节的安排,来象征中国和中国的普通百姓及其家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即40 年代到“文化大革命”这几十年间的真实经历。
(三)情节方面
纵观整部电影的情节,都是以主人公福贵为中心向外辐射,通过对主人公以及主人公身边的人的命运进行描绘来逐步展开的。整部电影跌宕起伏,让观众慨叹不已。而且,基于圆满自足的圆形象征结构,整部电影的情节都充满了象征意义。从电影情节所讲述的表面内容上来看,整部电影无非是在讲述处于特定时期和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人民以及他的家人和身边其他人的生死悲欢等故事。但是,在看似波澜不惊的普通故事情节背后,电影却跳出了个人悲剧命运的小圈子,为大家带来一个开阔的大世界,即以小见大,象征出特定时期的苦难岁月,以及在那些苦难的岁月中,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苦难的中国家庭所经历的悲欢离合。而通过对无数个像主人公一样的家庭和遭遇的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经历的深入思考,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想象到当时整个中国以及全体中国人民所经受的磨难和打击。所以说,在圆形象征结构下,整部电影利用以小见大的方式,影射出处于特殊时期的个人、家庭以及整个阶层和国家的历史。
所以,整体来看,电影《活着》中最突出的一种象征模式便是一种圆形的象征结构,这种象征结构按照时间的推移,伴随着电影情节的发挥而不断演绎着。而基于这种圆满自足的圆形象征结构,电影《活着》在十分有限的时间和画面中,将中国几十年的漫长历程都通过主人公这样一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反映了出来。而且,在整个电影的圆形象征结构下蕴涵着丰富的内涵。其中既包括了对我国在成立初期取得的各种重大成就的赞美,也十分含蓄地利用象征手法,表达出对我国特定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所发生的特殊历史事件,尤其是对曾经不可避免走过的一些弯路的委婉批评。所以,电影利用圆形象征手法,达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既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也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
二、电影《活着》中的线型象征
(一)线型象征
电影《活着》中还十分广泛地应用了线型的象征表现手法。即按照电影故事情节的不断发展和推进,积极描述了各种具有较强象征性的事件。而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特定事件既各自独立,又具有内在的十分紧密的联系,并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将电影中的所有故事都融合在一起。所以,线型象征手法的运用,不断使整部电影具备更加深厚的深层次内涵,还十分积极地在结构上发挥出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作用。
(二)线型象征手法应用于电影的死亡事件之中
在电影《活着》之中,围绕着主人公的不幸经历,发生了许多令人心酸的死亡事件。而在这些事件中,便应用了大量的线型象征手法。虽然电影是用“活着”作为题目,但其中讲述是,却是一个又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整部电影采用了十分完整的故事结构,通过对不同人物几乎都与死亡有关的命运的描述,揭示出深层次的人生感悟和生存哲理,从而利用象征手法,表达出一种形而上的哲理性命题。于是,通过线型象征手法在电影中各个死亡事件中的具体应用,观众也可以在具体观赏影片的过程中,产生对人生和命运的深刻思索。从而领悟到命运的无常,在太多情况下,人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操控自己。于是,无论生活是何等艰难,命运怎样无情捉弄,甚至是死亡的不期而至,人们都必须无条件接受,承受所有打击和痛苦,一次次的经历磨难,并继续“活着”。而且,这样的思索和感悟是人们长久以来不变的重要话题,是整个人类所共同关注的。所以说,在线型象征手法的应用下,电影《活着》对整个人类在命运面前的痛苦和彷徨进行了描绘。
(三)被操纵的皮影,被操纵的人生
通常情况下,线型象征只有一条主线,但在电影《活着》中,导演匠心独运地安排了另一条象征路线,使得整部电影中线型象征拥有了两条主线。即除了上文提到的死亡事件之外,还有皮影戏这条主线。在电影《活着》中,皮影戏贯穿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节。在电影中,观众第一次见到皮影戏是在赌场,在当时,主人公福贵唱皮影纯属玩票性质,只是为了发泄狂赌输钱后心中的不快而已。但是,主人公无意中的演唱却引来众人的喝彩声,这也就暗示了,日后主人公以此为谋生手段情节。后来,到了大炼钢铁时期,皮影被烧毁。电影描写皮影戏,也就是在向观众们表达着“人生如戏,世事无常”的意思,暗示着在电影中,包括主人公及其周围所有人在内的众多人物,都像电影中皮影戏中的小人一样,受到无形的大手的操控,这些人的命运也被无形的东西操控着。在电影《活着》中,皮影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道具或者是主人公用来谋生的工具,而具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是一个具有内涵的特殊符号,具有较强的宿命观的意味。而且,除了电影中命运被操纵的各个包括主人公在内的单独人物以外,电影中的群体也像皮影一样,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听天由命。例如,在电影中,在国民党阵地的情节当中,观众们便可以看到,目力所及的地方,全是国民党将士的鲜血和尸体。这一情节,是对当时社会下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伤害的无声控诉。而当无数解放军战士像潮水一样涌过福贵和春生身边的时候,也像是战争年代被无形的大手操纵的皮影一样,只知道麻木冲锋陷阵,却不知道疲倦。还有电影中对50年代大炼钢铁时期事件的描绘,也充满了象征意味。例如,沉睡在炉边的人们以及公社食堂的人来人往。还有凤霞出嫁时,众人们一起唱赞歌的情景。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们,也无一例外的,全部都是被时代操纵的“皮影”。于是,利用皮影戏,整部电影的情节都被紧密联系了起来。而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也在皮影戏虚实交错的场景中,深深地融入电影的情节中,发出对人生的无限感慨。
三、电影《活着》中的点式象征
(一)点式象征
电影《活着》中还应用了点式象征手法,即利用电影中出现的 各种各样的物象和细节以及情节和色彩等,映射出一些含蓄的意义。点式象征可以很好凸显出电影的深刻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画龙点睛的效果。
(二)电影《活着》中点式象征的具体应用
在电影《活着》中应用了大量的点式象征手法。例如,在主人公福贵赌博输掉家产的情节中,大家都认为二龙是最后的赢家。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二龙最后被枪毙,主人公虽然失去了所有家产,但却保住了性命,逃过一劫。在这一情节中,显然具有较为明显的,中国传统观念中的“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意味。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后来,在阶级定性中主人公因为曾经为共产党军队唱过皮影戏,避免了许多麻烦的困扰。甚至一直到 “文革”期间,都免于许多磨难。这两个细节便是电影中点式象征的典型例子,而导演也很匠心独运利用了滑稽的手法来表现这写细节内容。例如,二龙在被枪毙的时候,主人公被吓得尿裤子,慌忙从衣服里找出那张保命符一样的证明,甚至将其裱好,挂在了墙上,以求得心安。在观看这一情景的时候,观众可以很好体会到导演幽默的拍摄手法,并且通过观看影片,深刻的思考人生。
四、结 语
象征手法应用于各种影视作品中,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深化作品的内涵,带给广大观众意犹未尽的感受,并很好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和思索。在电影《活着》之中,便应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在电影中,通过点线结合以及圆形结构的象征方式,为大家展示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的,真实的中国社会。于是,跟随导演的镜头,观众们看到了一个曾经存在的真实的时期。而正是大量象征手法的应用,才使得作品的主题得以升华,并引发观众的深思,去积极探寻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含义和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深刻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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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颖(1978— ),女,陕西渭南人,文学硕士,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