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穆斯林的葬礼》影像叙事的精神内核

发布时间 2018年07月14日 03:55    编辑:fashion    来源:电影文学 奢尚网 » 品牌

[摘 要] 作为一部以人物塑造为中心的影片,《穆斯林的葬礼》的影像叙事蕴涵着深刻的精神内核,影片从历史、民族、人生等角度表达出对回民族传统精神的审视,即对优良传统精神的礼赞和对落后保守思想及习俗的隐忧;对民族大融合的呼唤,主要体现为现代意义上穆斯林信仰的终极叩问、汉回民族融合的势在必行、世界民族大融合的美好展望;对人类爱情自由的追求,主要体现为韩楚的纯洁之恋、梁冰玉对真爱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 《穆斯林的葬礼》;影像叙事;精神内核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KYLX_0678)。

编剧霍达以自觉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偏爱于“以史为文”的写作视角形成了“以中华民族两场大灾难为审美背景,以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为审美对象,以女性的不幸婚恋为审美焦点”[1]165的艺术观照方式,在“写出愚昧和狡诈”中引起“对人生、历史、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思索”[2]。这些因素也渗透到影片《穆斯林的葬礼》的立意之中。这部以人物塑造为中心的影片从历史、民族、人生等角度表达出对回民族传统精神的审视、对民族大融合的呼唤以及对人类爱情自由的追求。

一、对回民族传统精神的审视

与其他民族相比,回族是“一个心事太重的民族,善良缄默……忍耐间不舍自尊,勤劳中暗存刚毅”[3]。但世上也没哪个民族“像回族那样世俗化,以宗教手段干预教徒生活的各个方面”[4]。影片对回族这些特性进行深刻的审视。

(一)对优良传统精神的礼赞

坚定虔诚如朝圣老人吐鲁耶定。作为人类的一种终极追求,信仰总能给人提供无穷力量,而回族正是一个凭宗教信仰维系本民族基本谱系的特殊群体。其虔诚主要体现在朝觐圣地麦加的行动上,故“回回”又有“回归麦加”之意。影片中吐鲁耶定义无反顾地只身赴麦加,那如血残阳下的高大背影如同一座丰碑昭示着回民为崇高信仰而赴难的献身精神,其坚韧的操行也向世人展示着个体生命强大的精神力量。

善良仁义如梁亦清。影片在时长25分钟的生活画面中通过线性叙述展示了他的品质。当少年韩子奇失手打碎价值不菲的玉器时,一句“毁了就毁了”道出了他的重情重义;当少年韩子奇要求留下当徒儿以抵偿损失时,他答应请求并无私传艺,足见其善良与厚道;他不为名利,只为郑和是个流芳百世的回回而冒险应下雕琢《郑和航海图》大活,足见其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当韩子奇告之“汇远斋”牟取暴利的真相后,他却信奉“三百六十行,各占一行”,表明了他的开明。

自强不屈如韩子奇。韩子奇一生历经“五四”运动、日本侵华等重大历史事件,影片采用虚化历史的方法,在具象中再现了其从默默无闻到名噪京城再到苟且隐忍的人生历程。面对人生磨难,他自信、自强、不甘人后,这种意识使他由一个普通琢玉人逐步成长为京城首屈一指的“玉王”。面对民族灾难时,不甘接受现实的他抛妻别子,远渡英国以求新生。而在避难期间,依然学英文、办玉展,把事业办得风生水起。其实,支撑韩子奇不屈不灭的精神支柱乃是坚摧不垮的民族自信心,从这层意义来说,影片就是“一部民族自信力增强的演进史,是一首在民族灾难中奋然前行的壮丽诗篇”[1]167。

(二)对落后保守思想及习俗的隐忧

影片在礼赞回族优秀传统时,还流露出对回族保守落后思想及习俗的隐忧。

保守狭隘如梁亦清。梁亦清是善良仁义的,但“天下回回一家亲”的信念使他对回回之外的人存有戒心,如其叮嘱女儿不要乱吃汉人的东西便显示出狭隘的民族观;当韩子奇劝他试着直接和洋人做买卖时,他不为所动并怒斥徒弟的活心眼;他悲观不自信,觉得前途未卜,一切全靠真主定夺;当韩子奇欲在最后关头帮他分担雕刻重任时,他却坚持“徒弟画龙,师傅点睛”的章程,硬撑着直到最后的功亏一篑。如此守旧的行为和心理都缘于其保守狭隘的思想信仰。

冷酷残忍如梁君璧。老一代回回严格恪守着穆斯林的传统习俗,而新一代回回梁君璧则打着“维护真主意愿”的旗号,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生悲剧。在韩子奇没有背叛家庭之前,梁君璧一直恪守着回回该有的高洁与虔诚。之后,处于情感劣势的她利用“不允许同时娶两姐妹”的教义逼走了妹妹,制造了母女骨肉分离的悲剧。从婚姻的排他性来看,其逼走妹妹的行为尚可理解,但她用“门当户对”的习俗拆散儿子婚姻的行为则令人气愤。更令人发指的则是其利用“汉回不能通婚”的习俗强行阻挠新月与楚老师的爱情,并使新月大受刺激过早离世。

二、对民族大融合的呼唤

保守狭隘的民族观已直接影响到民族的发展与未来。什么样的信仰才是合乎人性的?陈规陋习要不要摒除?此番精神诉求在影片中也得以充分表达。

(一)现代意义上穆斯林信仰的终极叩问

什么样的回回才算真正的回回?韩子奇不把斋,不念经,与妻妹同居,从形式到本质都是穆斯林的罪人。在原著结尾,作者把“韩子奇算不算一个真正的回回”摆在梁君璧面前。“他一辈子做出大事业,为回回争了光;他和玉儿的那点过错也应该原谅。他是个真正的回回。”[5]她有如此觉醒令人欣慰,那她自己呢?真正的信教“重要的不是信什么,而是如何信,以及如何以行动去实践信仰”[6]。只有“当信仰上升到宇宙与人的爱与宽容时,这时的宗教才是有意义的”[7]。以此推论,梁君璧未必就是真正的回回。因为“穆斯林的信徒要信善恶,其中一条是提倡坚韧和忍耐”[8],而她却远离宽容与善良,残忍对待身边亲人。相反,韩子奇、梁冰玉、天星、新月等虽都或多或少违背过真主的意愿,但面对生命与苦难时都选择了坚韧、宽容与爱,他们才是真正意义的回回。由此可知,只有把对穆斯林的信仰提升到一定的文化和生命哲学的高度,才能找到现代意义上回族新的发展方向。

(二)汉回民族融合的势在必行

回族传统旧俗在现代社会遭受挑战的序幕在新月的葬礼上正式拉开。影片中,陈淑彦等在众人的默许下来到现场,使向来灰白一片的穆斯林葬礼上出现了几点暖色;身为汉人的楚老师不仅参加了葬礼,还为新月“试坑”,他们以实际行动打破了“女人、汉人不许参加穆斯林葬礼”的旧俗。当楚老师紧随天星跳进墓穴要为新月“试坑”时,影片定格了意味深长的画面即天星与楚老师之间瞬间的凝视和长久的拥抱,这“凝视”与“拥抱”,不单是逝者的哥哥与恋人两个男人间的互相安慰,更是汉回两个民族心路的沟通。葬礼埋葬了新月纯洁、苦难的躯体,更预示着健康的生命与文化的再生。“历史每前进一步,往往是无法估量的情感乃至生命的消耗。”[9]可叹年轻生命的早逝,活着生命的未老先衰,渴望融合的人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

(三)世界民族大融合的美好展望

影片以连续、交叉、闪回的蒙太奇叙事技巧让观众在快速的画面变换中感受到人物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精神状态。如在抗日战争爆发前,韩子奇身上总是洋溢着击不垮、打不败的自信,甚至,他敢于迈开步子到异国他乡求生存。但回国历经几次政治运动后,则显出极度委顿的精神状态。他学会了苟且和无原则的妥协。即便这样,在恶劣的民族环境中,他还是失去了一切。十年“文革”浩劫让他的玉器流失散尽,梁君璧的恶毒相逼让其爱女过早殒逝,梁冰玉的出走抽走了他情感世界的支柱,最后只能在无限的遗憾与恐惧中离世。而让人深思的倒是孤居海外的晚年梁冰玉的出现,影片没有交代她在海外具体的生活状况,但从其平静的表象中足以窥见其几十年的平静生活,而这正是国人所期盼的。试想,如果当初她能抛开种族的偏见,同意了奥利弗的求婚,也许整个家族的命运都会得到改写。至此,影片让观众感受到只有把个体放在世界性的民族环境下,才有可能在灾难性的环境中寻求到生存之道。整个民族也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与世界各民族平等交流,才有可能寻求到一条真正发展之路。

三、对人类爱情自由的追求

人类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是多元的,而影片主要体现为对爱情自由的追求上,尤其体现在韩楚之恋以及梁冰玉的理性之恋上。

(一)韩楚的纯洁之恋

原著的主题“主要通过‘一人和‘一事来展现的”[10]。这“一事”就是韩、楚之间的爱情纠葛,影片也重磅演绎了这“一事”。影片中的新月美丽、善良、进取,北大外语系的教育背景让她有着彻底的现代独立个性和对爱情自由的追求精神。面对“汉回不能通婚”的旧俗,她选择了反抗,至死她也没放弃对真爱的追求。

影片中的楚老师对新月的爱情超乎世俗之外,正如他对梁君璧的表白一样:“您以为我和她之间还有什么婚事?我惟一的希望只是让她活下去。”但这发自肺腑的心声不能唤醒梁君璧的人性复苏。两人纯洁的情感在外界偏见的阻挠和新月病情的恶化中艰难前行。这种跨民族的师生恋本身就没什么“前途”可言,但他们偏偏苦苦追求,使这份爱情升华为新一代穆斯林对自己的情感与信仰的确认以及回汉民族之间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努力与挣扎。影片结尾楚老师躺在新月的墓穴中“试坑”,那绝望的眼神深深震撼着千万观众的心灵,其以最悲壮的形式证明了爱情的纯粹和人性的光洁。

(二)梁冰玉对真爱的理性选择

梁冰玉作为新时代女性,燕大西洋文学的教育背景使她懂得女性有追求真爱的自由和权利。影片中关于梁、韩情感纠葛的戏份不多,但开头幼年梁冰玉与少年韩子奇第一次见面那会心、腼腆的一笑,以及韩子奇牵着梁冰玉的手倒茶水的场景,为后来梁、韩情感纠葛埋下了伏笔。在西方人眼中,“自由是理性的自由,理性是自由的理性”[11],深受这种精神影响的梁冰玉在选择真爱上始终很理性。当热情的英国小伙奥利弗带着“有权利爱,有权利生活”的信念向她求爱时,她始终不为所动。当二战夺走了为她而死的奥利弗的生命时,孤立无助的梁冰玉毫无选择地听从内心的呼唤爱上了韩子奇。当他们不合世俗的爱情遭到梁君璧的极力反对时;当韩子奇的精神开始萎顿时,她冷静地放弃了无望的爱,毅然出国独居以换取情感的自由和个人的尊严,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女性屈就、隐忍的形象。

当然,任何一种对一部影片的精神取向进行系统归纳的企图都是有失偏颇的,但从历史、民族、人生等角度深层剖析影片的精神内核,《穆斯林的葬礼》的确不失为一部具有一定历史沧桑感和现代震撼力的艺术佳作。

[参考文献]

[1] 马丽蓉.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2] 霍达.自序·红尘[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2.

[3] 王延辉.回归欲认知之路[J].民族文学,2005(06).

[4] 马德邻,等.宗教,一种文化现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70.

[5]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736.

[6] 休斯顿·史密斯.人的宗教[M].刘安云,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11.

[7] 汪咏梅.爱不是上帝——C·S·路易斯爱观综述[J].中国人大书报资料中心,2009(01).

[8] 杨启辰.《古兰经》哲学思想[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3.

[9] 霍达.我为什么而写作[N].文艺报,1991-04-20.

[10] 张生.一部被误读的通俗小说[J].新文学评论,2013(04).

[11] 邓晓芒.西方精神对我们的意义[J].西北师大学报,2002(03).

[作者简介] 刘霞云(1975— ),女,安徽安庆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3级在读博士研究生,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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