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千百年来，“文学、艺术是用来表达一定思想的”这一观念被无数文学艺术家铭记和传承，以致成为中国文艺批评的典型范式。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5月，毛泽东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确立了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社会思潮的风起云涌，都市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裂变。且不论欧风美雨的冲刷与现代、后现代风尚的席卷，单是都市民众紧张、压迫的内心景况已然使得他们在潜意识中充斥着逃避的心理。他们的观影心态更多来自于消遣、娱乐的简单诉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市电影无非是众多大众文化消费品中的一类。观影快感对其影响似乎更甚于对社会文化意义的追问。
[关键词] 都市电影；消遣娱乐；意义焦虑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3WYM0074）。
一、消遣娱乐的社会意义
研究表明，当代大众传播媒介的首要功能是消遣性。电影艺术虽无大众传媒之名，却暗含大众传播之实。大多数受众在走入影院前，其心理诉求都是消遣与放松。如果在观影后能有所感悟，固然能够怡心养性，即便不能得到此类收获，获得一份快乐的情感体验，也不失为影片的价值所在。尽管国人心中千百年来沉淀着“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尽管影人心中大多怀有独到的艺术理想与审美追求，但这些却难以阻挡近年来都市片在商业现实面前多元共生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传统的、经典的创作规范有时显得徒劳无功，而只有正视都市片的商业属性，正视受众的接受心态，依靠理论的总结及相应的引导，才能推动都市片朝着健康的轨道前行。
当下影院中放映的许多国产都市片具有贴近生活的特点，这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社会生活的点滴细节，凝缩为一种社会情绪与民族风情。这种创作取向恰恰体现了普通受众最基本的情感体贴需求。例如，青年人热衷时尚生活，老年人具有怀旧情绪，股民关注股市的起伏升降，大龄青年为婚姻大事奔波忙碌，就连房价的起起落落也都成为当下中国都市生活的重要热议话题。于是，都市片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折射着老百姓的家长里短、人情冷暖。也许这些影片不够深刻与厚重，没有承载着宏大叙事与历史情结，但恰恰是这些所谓“乏善可陈”的冗余信息、游戏化叙事以及喜剧化风格作为一种“同构策略”，满足了受众的最粗浅的消遣愿望。
近年来，我国院线中的国产都市片“戏说与恶搞”成风，其代表作如2009年上映的《疯狂的赛车》《非常完美》等。事实上，“恶搞”泛滥的始作俑者当属《疯狂的石头》及其票房的飘红，正因为该片满足了受众的宣泄的心理诉求，因此才激起了强烈的观看愿望。再如《非常完美》和《恋爱前规则》，这些影片的恶搞及乖戾成分也很高，但由于导演的观念引导，并没有令受众产生反感，相反，在各种纠葛和执拗中，主人公的社会身份得到强化和认同，于是，我们欣慰地看到了恶搞和温馨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和平衡。又如《疯狂的赛车》，主人公对于教练孝子般的情感洋溢在影片的每一处情节与细节当中，成为影片的叙事动力。影片在看似无序的叙事空间中暗含了种种隐喻，因此，恶搞的场景也成为电影创作者潜在的表达场域。
消遣娱乐化的都市片，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消遣要有分寸。只有在一定的“度”的范畴内才能够体现出其应有的文化属性，否则，必将沦落为文化垃圾，甚至是社会精神的毒瘤。除此之外，如果一部都市片没有丝毫文化思考，甚至不能给予受众任何情感体贴，单纯以无厘头的方式来“戏说”当下，那么，这恰恰应和了一句广东民谚，“口水多过茶”，其负面意义不言而喻，暗含的社会讽刺可想而知。
二、基本电影理念的参考价值
所谓“基本电影”，是衡量一部公开放映影片的标尺，符合“基本电影”标准的，才有可能被纳入学界和业界考察和研究范畴，标准线以下的“烂片”则被归于不予置评的范畴。“基本电影”首先应被看成是一种适应类型，“它是一种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适应类型”①。与此同时，“基本电影”还是一种想象性视角和现代性场域内的理论话语。本质上讲，基本电影不是单纯为政治或为商业服务的，为社会民众服务才是其创作归宿和文化意义与价值所在。
应该说，“基本电影”理念的提出对于当下都市片的研究与分析具有深刻的意义。在当下都市片创作中，电影的商业价值渐渐覆盖了电影应有的主流价值，这其中包括艺术价值、美学价值与思想价值。在错综复杂的电影创作格局下，有必要树立一把标尺，将当下的电影作品置于一个立体参照系中，去恒定其有无价值与价值大小，这也是一种对受众负责态度的体现。
值得强调的是，符合“基本电影”评价标准以上的都市片并非都是经典之作，这些影片或许在合格线以上，或许在影片中呈现出一些耐人寻味的亮点，况且，都市片基于其时代性特征，很难做到经典与永恒，更多的作品就像是文化快餐，能够做到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已然不易了。事实上，当下的许多都市片尽管带有明确的商业诉求，但基于其文化性格的诱导，仍旧具有相当程度的主流意味，而非简单的渲染灰色气氛。诚如著名评论人贾磊磊所言，“能够完成国家对国民心理的现实导向。”近年来的都市片创作中，不乏这样的标准作品，如《看车人的七月》中，将底层民众善良、乐观的精神品质极力张扬，《杜拉拉升职记》中充分展现了当代都市青年白领顽强的敬业、奋斗精神，而《失恋三十三天》中，也将积极健康的都市青年心态表现得细致生动，给正在寻爱的年轻人以精神的鼓舞。这些影片无一例外是商业性的，但却不失主流价值，以跃动的正能量展现了时代精神与风貌，同时体贴人心，充满人性的普世价值，观后给受众以温暖与力量。
然而，仍旧有一些都市片远低于“基本电影”的标准，频繁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成为混淆视听的精神垃圾，进而呈现出值得业界关注的不良现象。一些都市电影打着“青春爱情胡闹剧”的幌子，刮起了一阵效仿之风。在逐利心理的驱动之下，这些影片借着数字电影门槛降低的机会大量游资进入影界，粗制滥造，不仅毫无价值，且渲染了拜金主义、色情至上、野蛮暴力的不良风气，让人在观影后痛心疾首。更有一些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制片人，借着都市电影成本较低的便利条件，与一些不入流的导演大量融资，组成所谓的“创作团队”，他们趁着近年来电影创作立项宽松的机会，制作出许多不入流的“烂片”，正是这些“烂片”严重打击了观众对国产都市片观赏的积极性。
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童刚先生曾在公开会议上表示，“中国电影产业迎来‘黄金机遇期‘快速发展期、同时也进入‘问题凸显期。”②对于不良的都市电影创作，业界、学界与行政主管部门理应拥有批评与规约的勇气，对于那些泥沙俱下的烂片加大批判与打击的力度，谨防粗制滥造、价值失范的影片进入院线，使更多符合“基本电影”条件，甚至是精品之作呈现在观众眼中。
三、艺术与商品共谋
基于“文以载道”传统观念的影响，国人通常将艺术作品与其传达的思想性紧密勾连。似乎思想性的高低是衡量一部作品优劣的最重要的尺度。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评论界在讨论都市片的娱乐性与艺术性时，也往往将其思想品性置于一个绝对优势加以权衡。那一时期，影评界极少从影片的商业性及其带来的消遣娱乐性入手来探讨影片。都市片的消遣娱乐性被搁置起来，遭到冷遇与奚落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也正是因为商品社会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环境的渐趋宽松，电影的娱乐性终于被学界关注。80年代中后期学界关于娱乐片的大讨论蔚然成风，这也间接对90年代以来都市片的渐趋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理论批评者就曾提出，“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给心灵坐的沙发椅。”然而，这种思潮在几十年的中断后，直到80年代中后期对话娱乐片的大讨论，才被重新提出。客观讲，娱乐意识的觉醒首先体现在艺术创作的接受层面，影片首先要通过娱乐手段吸引受众，达成其商业化诉求，其次，才是考虑艺术品性的问题。娱乐意识的觉醒反映了经济结构与意识结构的某种变化，都市电影的娱乐化本身就是一种改革，没有创作者改革的环境动力，没有足够的改革勇气和创新观念，都市片的娱乐浪潮是无法形成的。
从审美心理结构角度出发，都市片的娱乐化倾向代表着一种非理性的情感逻辑。其表现内容不能够用传统的中国电影创作的现实主义法则加以刻板衡量，于是，现实层面的故事是处于从属地位的，而娱乐元素被加以提升，成为主导元素。观众在娱乐片中获得放松的心境，从而缓释了现实生活中的紧张、压抑的感觉。因此，都市片中的娱乐化倾向更多地体现在表意层面和审美效果的达成中。
到了1988年，都市片创作中的娱乐化倾向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疯狂的代价》《顽主》《摇滚青年》等一大批表现现代都市场景的影片相继推出，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认为，“娱乐片如果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出现，在我们中国就更有意义了，因为它对社会上任何阶层、等级的人都起到同一的娱乐作用，所以它更民主。”③与此同时，学者们普遍认为，商品经济所带来的改造力量很可能比文化启蒙中的教义与宣言的力量更为强大。因为它经常以不可见的物质力量给旧有制度和文化以冲击在消解传统文化重荷的同时，令社会朝着更加民主与开放的方向前行。于是，我们可以想见，娱乐化的都市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不自然地被冠以华丽的光环，昔日里被冷落、轻视的窘境也就不复存在了。
历史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人文学者的纠偏作用得以彰显，很多电影研究者开始意识到电影过度娱乐化带来的媚俗性。于是，他们开始转而强调影片的艺术本位，并成为积极的促倡者。电影的艺术本位论着重考察电影对于国民身心健康的引导、民族文化素养的增强、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等方面的重要价值。“真正的电影艺术应该满足人类的高级需要，这种满足在心理效果上，是积极、主动、富于创造性的，它可以扩展人对世界的感受、理解和把握，增强人们的生活信念和热情，唤起人们的爱心、同情心和对未来的希望，陶冶和净化人的心灵和人格，推动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④
新世纪以来，都市电影的创作观念做出某些必要的调整，一方面，继续延宕着消遣娱乐的表现手段，给人以放松、愉快的心理体验，另一方面，在影片的立意构思中，体现出商业电影的主流化文化取向，力求关注与刻画现实矛盾，在艺术性与商业性、娱乐性与主旋律、人文精神与市场意识之间达成调和。应该说，都市电影是大众化艺术产品，它绝不仅仅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乌托邦想象与理性的文化思考，它更应该是俯贴百姓心声，敏锐捕捉都市化进程中新症候的一种艺术实践。无论是艺术本位还是娱乐本位，电影都是艺术与商业的结合，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
注释：
①② 《北京影视艺术研究报告 中国电影——2009》，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第38页。
③ 李陀等：《对话：娱乐片》，《当代电影》，1987年第1期。
④ 尹鸿：《商品拜物教与电影观念辨析》，《电影艺术》，1996年第2期。
[作者简介] 战迪（1981— ），男，吉林长春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博士，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