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每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精神要义，一旦抽取掉这种精神要义之“质地”，它将不再优秀。迪斯尼动画片《花木兰》抽取掉中华民族情感价值取向中的亲情元素，将花木兰演绎为一个标准的美国英雄，显得不伦不类。动画艺术的创作，不能抛开文化常识，剥离文化“质地”，仅靠“视觉猎奇”来创造娱乐消费资源，应该在充分展现时代科技的基础上，全面深度解读民族文化之要义，方可矗立于时代思想之巅而长久闪耀艺术光芒。
[关键词] 动画片创作；民族性；花木兰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项目编号：T-a/2013/012）。
迪斯尼影片公司凭借着强大的文化科技力量和全球化的文化输出战略，运用动画这种高科技图像制作手段，收集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素材，并将之改编为当代动画影片推向全球。从全球文化交流的角度看问题，迪斯尼的做法对于推动全球精神文化消费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有益的。但我们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文化的存在与区分，是以该文化的精神要义之“质地”为根基的，每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之所以是优秀的，是因为这些文化蕴涵着这个民族独特的精神文化义理特质。而这种独特的精神文化义理特质，不仅是这个民族对人类整体精神文化发展的独特的贡献，更是“这一个”文化立于世界优秀文化之林的“质地”存在，一旦抽取掉这个独特的“质地”存在，“这一个”文化将不再拥有人类优秀文化的资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改编任何民族的任何文化，都必须首先要理解、认同该文化中的最具有文化传承意义的精神要义。动画制作中的情节结构、语言动作、服装道具、场景环境等，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改编，而且也必须作出满足时代观赏需求的改编，唯独必须要坚持和认同该文化中的精神文化要义。
一
迪斯尼影片公司福罗里达动画工厂于1998年出品了动画片《花木兰》。花木兰是我国北朝民歌《木兰诗》中的一位女英雄。作为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通常会具有保家卫国的热情和骁勇善战的精神品质；作为女英雄，也同时会具有智慧果敢、勤劳善良、温柔贤淑等女性特有的精神品质。花木兰形象之所以深受我国历朝历代人民的喜爱，就是因为在花木兰身上集中体现出了中华民族最广大劳动人民的那种最朴素和最本真的情感——亲情大于一切！花木兰作为一个女儿身，在面临父亲老弱、弟弟年幼的困境时，毅然决然挺身而出，女扮男装，代父从军，驰骋沙场，征战十年，特别是有了大功也不求赏赐，只求早日与亲人团聚，充分展现了花木兰这位中华奇女子内心世界的纯洁与美丽。《木兰诗》是一首民歌，作为艺术作品总是存在着艺术加工，但民歌、民谣传唱的英雄形象绝非是文人们虚构出来的。花木兰的英雄壮举被人民广泛传诵或许带有偶然性，但作为中华大地上的真实存在却又是必然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重视亲情的民族，是追求社会和谐的民族！花木兰是我们民族发展史上涌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典型范例。
然而遗憾的是，迪斯尼的那些主创人员却对花木兰身上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文化“质地”视而不见。尽管影片宣称“是以外国人的审美观，来诠释中国的古代传说，迪斯尼动用了600多位动画师，用时4年将这一传说变为精彩的动画。”①或许是主创人员真的不理解民歌传唱真实性与文人创作虚构性之间的区别，以为花木兰是中国文人虚构出来的“传说”；或许是他们无法理解中华民族在文化传统中会认为“亲情大于一切”；或许是他们有意在改编中突出了文化同质化特征，为某种文化输出战略目的服务。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迪斯尼动画影片中的“花木兰”已经脱离了这个英雄形象的民族精神文化要义范畴，“成了一位独立、勇敢、追求个性解放、实现自身价值的美国式英雄。”②美国迪斯尼公司之所以这样对待别的民族的文化，这是他们的文化诉求使然。一般讲来，各个民族和国家，尤其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和国家，主要是做好向世界推陈出新本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工作。而将别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改编为动画片，作为自己文化输出的资源，恐怕只有美国人会这样做。迪斯尼公司的做法只是个案存在，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邯郸学步，也试着用风流倜傥的唐伯虎形象去诠释美国西部牛仔形象。中华民族历史久远，传承这个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是全人类赋予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而外族的文化改编却不会负起这个传承责任，如果我们被这种外来的文化改编模式牵着鼻子走，那就有可能因丧失掉历史文化中的民族精神要义而断裂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以至于发展到极端后最终丧失民族独立性。所有的精神文化要义都与民族思想感情紧密相连，是民族思想感情的结晶。如果我们认同异质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文化，我们就敞开胸怀接纳、欣赏、学习那种异质文化；如果我们不认同异质文化中的精神文化，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改变它。大家同在一个地球上生活，和睦相处最重要，依靠伤害别的民族思想感情来获取生存与发展的资源，这不是大国风范。
二
当然，我们还应该从有利于世界民族文化交流的角度去理解迪斯尼公司对中国古典民歌《木兰诗》的动画改编。如果我们希望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输出给世界共同享有，并在世界文化消费市场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有接纳异质文化的胸怀和策略。在动画创作中，一方面，要坚持民族性不动摇；另一方面，又要积极探索适应时代需求的新的传承民族文化的方式方法。在民族特性中，像亲情、忠、孝、义、勤劳、宽厚等精神文化特质，一般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我们需要根据当代人们的欣赏习惯和水平，解构出我们这个时代如何承载精神文化要义的情景结构。如《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历史剧，人们欣赏历史剧的思维、习惯、情绪、经验等已经有了某种艺术审美的“期待视野”，为了适应这个审美“期待视野”的需求，我们需要打造出一个历史场景，来安置和展开那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很显然，所谓“还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真实性”已经无法构成一道真命题，我们只能做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作出承载精神文化要义的新的情景结构。动画制作，必须深入把握民族文化精髓，并“以其为基础才能创作出独特的具有吸引力、感染力的作品”④。
艺术创作必须与当代人们的历史文化常识相吻合。在创作中要防止两种极端化倾向，或者把文化常识影响力视为一种创作束缚，完全抛开这种影响力而创设一批与文化底本毫不相干的动画人物、动画环境以及动画故事情节；或者放大文化常识影响力，完全用文化专家的眼光来打造人物、环境、故事情节，包括人物的语言、动作、表情、服装、道具等，盲目追求所谓的“还原历史真实性”。如，孙悟空具有除妖降魔的能力和除恶务尽的大无畏精神，这是孙悟空形象的本质特征，无论怎么改编《西游记》，都不能把孙悟空形象与妖魔鬼怪形象等同起来，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二者形象颠倒过来处理。改编必须遵守这个文化常识，否则作品就会遭到人民大众的唾弃，进而被精神文化消费市场扫地出门。但《西游记》中具体的妖魔鬼怪形象、除妖环境、除妖过程等如何，这些已经是文化专家们需要关注的问题了。作为动画艺术创作，关键是要借助、利用人民大众拥有的文化常识影响力，来扩展动画艺术作品在精神文化消费市场上的影响力，最终是要将动画作品转化为精神文化消费资源。
三
发扬光大民族文化要义的“再情景化”，与完全背离民族文化要义的“再情景化”是有本质区别的。迪斯尼《花木兰》尽管充分吸纳了中国元素，诸如长城、烽火台、天安门、龙、毛笔、茶、篆书文字、檀香山、水墨画等，使中外观众都能一眼看出，影片反映的是中国的事情。“但这所谓的‘中国形象也就仅仅是裹在外面的薄薄一层面纱而已。……动画讲述的不再是一个贤淑女子尽忠尽孝的古典故事，而是一个大胆追求自我勇于实现自我价值的现代故事。也正是借助于故事的‘现代性意义，迪斯尼才弥合了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当代美国观众与中国观众的‘视域融合。”⑤很显然，《花木兰》一公演，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就暴露无遗。迪斯尼公司为了促成影片的“中国形象”，的确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在中国学者看来，这种巨大的努力只不过换来“裹在外面的薄薄的一层面纱而已”。《花木兰》仅作为一种中外影视文化交流的动画影片，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票房业绩。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影片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当代美国观众与中国观众的‘视域融合”，但仅仅是“视域融合”而已，要说通过迪斯尼这样的文化改编，就能够“弥合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无论是针对美国人还是针对中国人，显然都属于自欺欺人。如果我们再深入探讨下去就会发现，动画创作中坚持民族性的根本问题在于，文化传统中的民族性能否直通“文化现代性”？假定把“文化现代性”简单理解为当代人对于流行文化的诉求，那么，任何民族的任何文化都可以立足于主观诉求的“唯我所需”原则，抽取掉民族文化自有的精神文化“质地”，尽可能多收罗一些民族文化“标识”，用现代人“视觉猎奇”法则组合起来，从而构成具有票房价值意义的娱乐消费资源。作为娱乐消费资源，只要获得应有的票房，那就说明影片产生了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艺术价值，那就应该值得肯定。现在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创造娱乐消费资源，仅仅依靠“视觉猎奇”组合“元素”的方法，已经不灵了。人们的娱乐消费需求已经越过了或正在超越初期的“视觉猎奇”阶段，消费需求的提升直接导致了电影、电视、动漫、电子游戏、广告等所有视觉艺术与文化理念、文化价值、文化结构的深度融合，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创造出具有票房业绩的新的娱乐消费资源，从而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也步迪斯尼公司后尘，也用“视觉猎奇”的方式，抛弃本民族的精神文化要义，去满足流行文化的短暂的、浅薄的消费需求，我们的娱乐消费资源将不得不面临逐步枯竭的境况。
我们认为，随着两个文明的同步发展，传承和发扬民族精神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人们正常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艺术工作者们有责任向大众（包括国内外）深度全面解读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中所包含着的精神文化要义。当精神文化消费愈靠拢娱乐消费时，也就愈接近一次性消费。因此，把艺术性解读为一定要满足当代流行文化需求的思维架构是偏执的，也是愚蠢的。真正能够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动画制作就应当是能够进入“一版再版”行列的大手笔制作，而这种大手笔制作除了需要充分展现时代的文化科技水准之外，更是需要全面深度解读民族文化的精神要义，以至于使作品能够借助于这种深度的艺术解读，矗立在时代的思想之巅峰，长久地闪耀着艺术的光芒。
[参考文献]
①③ 刘来：《从电影〈花木兰〉谈文化转换理论：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电影艺术》，2001年第2期。
②⑤ 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第156页。
④ 李曼丹、张剑：《影视动画中民族元素的运用与创作》，《电影文学》，2010年第18期。
[作者简介] 李昱春（1957— ），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画、动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