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灾难片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对于自然及其力量的焦虑、对人类自身的反思、对科学技术及社会发展的忧患意识的话语表达方式之一。小说《日本沉没》先后两次被搬上大银幕，均受到日本观众乃至世界观众的追捧。本文主要是从灾难片的产生及发展过程，分析灾难片透露出人类的集体焦虑，尤其是2006年电影版《日本沉没》中日本国民对科学技术的推崇，对女性形象的颠覆性塑造来探讨日本国民的岛国意识及其焦虑。
[关键词]灾难；焦虑；岛国意识
一、《日本沉没》（2006版）剧情及相关背景介绍
在一次海底探测时，田所雄介博士发现海底出现了异常的龟裂与乱泥流，经过数据研究得出：在380天后，日本即将沉没。日本政府得知“沉没”消息之后，先后制定了应对紧急状态的“D1”计划和 “D2”转移计划。同时，田所博士发现了拯救日本的方法。小野寺俊夫在恋人玲子的感召下，放弃出国避难的机会，深入海底引爆了炸药，拯救了日本。
电影《日本沉没》是根据20世纪70年代日本作家小松左京的同名畅销小说改编而成。原著曾获得了第27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第5届日本科幻文学星云奖等殊荣。1973年，小说被首次搬上大银幕，一举获得约40亿日元的票房收入。2006年版《日本沉没》是日本电影史上投资最大的电影，在日本国内票房收入超过70亿日元，包括中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购买了该片的放映权。
二、人类的集体焦虑——灾难片的话语表达
作为重要的类型电影之一，当代灾难片已经具备了较为系统、完整的表现模式——以灾难为主题，利用先进的电影技术营造出“大祸临头”的紧张氛围，以刺激的视听冲击力带领观众经历“平静—紧张—释放”的心理体验过程，构成灾难片独一无二的典型特征。不同的灾难片，区别在于灾难的起因（自然的或人为的），涉及范围的大小、人员的多寡，电影《大白鲨》的人物角色局限于小范围之内，《2012》演绎的自然灾难则危及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如果从影片内容的现实性划分，有研究者认为“可以分为现实灾难片和科幻灾难片”[1]，前者是在真实故事或真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如《泰坦尼克号》；后者是指根据科学推测或臆想进行艺术虚构的灾难片，如《后天》《2012》等。早期灾难片大多取材于真实的灾难事件，属于现实灾难片，如古巴的新闻片《扑灭火灾》（1897年）等。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灾难片的主题开始涉及自然、人类、科技、社会等众多范畴，侧面反映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状况，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渐走向成熟，具有人文性、反思性，“很少单纯描写自然之灾，而更多地开始把灾难与社会和人联系在一起”[2]。如《侏罗纪公园》不仅制造出高大恐怖的恐龙形象，也将影片指向了贪婪的资本家、违心的科学家，使观众在体验惊心动魄的同时，开始反思工业时代的弊端、人性的弱点。在当代灾难片中，灾难也并不是惟一的表现对象，人类的精神、勇气以及人的社会关系也成为灾难片着力表达的对象。
无论将灾难片如何分门别类，无论其如何发展、演变，其产生的心理基础却是“万变不离其宗”——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惧是灾难片产生、发展，最终成为重要类型电影之一，受到观众追捧的根本所在，也就是心理学所说的“焦虑”，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称为“忧患意识”。当人类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自我意识便逐渐觉醒。自然界成为人类之外的“物”，成了人类改造和征服的对象。在人类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的未知性产生了恐惧感，并逐渐上升为一种尊崇感。各种取形于自然的图腾、祭天拜神的祭祀活动均体现了人类对自然既恐惧又敬畏的矛盾心理。现在，对于自然，人类除了保有蒙昧的恐惧，也开始质疑和反思人类行为对自然和人本身的破坏和影响。票房大卖的《后天》就是一部反映因人类肆意破坏环境导致的灾难。从这一点看，灾难片不仅追求视听效果，也或多或少具有文艺片的功能：对人性的弱点和人的社会关系进行反思；其拍摄手法运用大胆的想象和先进的科技手段，具有科幻片的特征。无论是对自然及其力量的焦虑，还是对人类自身的反思、对科学技术及社会发展的担忧，灾难片都是人类忧患意识的电影语言的集中表达。
三、岛国焦虑——《日本沉没》的集中诉说
大卫·波德维尔曾说，“电影里的意义最终都是关于某种意识形态”[3]，《日本沉没》则是日本民族岛国意识的电影话语的集中诉说。如果说灾难片揭示的是人类对于“人”之外的“物”的恐惧以及对未知世界的隐忧，那么，《日本沉没》（2006年版）足以在众多惊心动魄的灾难片中独树一帜，原因在于这部耗资20亿日元打造的日式灾难片深刻、鲜明、集中地传达出了日本民族的岛国焦虑。
有限的自然资源、严峻的生存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等现实情况加剧了日本民族对于自然之力的恐惧，“沉没”“漂泊”“流浪”“灭亡”等成为日本人的焦虑。因此，日本人戏谑地将日本岛称为“日本丸”，而“丸”在日语中意为“船”。影片多次利用卫星技术俯拍日本全貌——一艘“船”在茫茫大海上孤独地航行，随着灾难频发，这艘“船”逐渐缩小，似乎正在走向消失。
小说《日本沉没》先后两次被搬上大银幕，均受到观众的喜爱和热烈追捧，连日本政府也对影片的拍摄给予了大力支持。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影片逼真的灾难场景、扣人心弦的情节，更因为它契合了日本民族心底最深的焦虑——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国土何以立足，国土的消失是否意味着种族的灭亡、文化的终结？这是影片探讨和争论的话题，也是日本民族的集体症结。简言之，从2006年版《日本沉没》，我们足以一窥日本民族强烈而深沉的岛国焦虑。
（一）救赎之力——对科学技术的推崇
个体的死亡、种族的灭亡，均是人类艺术亘古不变的主题。对于“沉没”的恐惧，使身处汪洋大海的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并寻求到对抗自然之力、解决岛国焦虑的方法——科学技术。
在影片中，田所雄介博士是日本对于科学技术狂热推崇的“缩影”。影片用一组镜头从不同角度拍摄田所的研究室——高速运转的计算机，堆积如山的资料，蓬头垢面的田所疯狂地在黑板上进行演算。当田所的研究结果遭到个别官员耻笑时，田所据理力争，并不惜与政府官员发生争执，以保有科学的可靠性和崇高性。田所大胆提出炸断牵引日本沉没的板块的方法，而最终的大胜利结局不言而喻地验证了这一方法的正确性，也侧面反映出日本民族对于科学技术的推崇和笃信。
在《日本沉没》中，科学技术不仅能预测出灾难的时间，还能挽救国家和民族。在疏散和转移群众的过程中，在政府机要办公室内，鹰森部长等人利用现代电子技术，不断统计和更新失踪、死亡、转移人口数量，刺眼的绿色数字迅速变化不仅推进了剧情的发展，也将影片氛围推向紧张、刺激的高点。由于科技革命的深度和广度不同，新旧两版电影的结局也截然不同。在1973版中日本最终走向了沉没，而2006年版则以人类战胜灾难为结局，将高科技对于挽救灾难的作用放大到极致。比较之下，西方对于科学技术的态度更为客观和理性。在好莱坞灾难片中，科学技术通常扮演“双刃剑”的角色，既可以帮助人类拯救自我，救助他人，挽救世界，但也是造成灾难、形成威胁的“毒药”。在这部日式灾难片中，我们看到的是——科学技术是日本发展，对抗“沉没”之灾的“制胜法宝”。
（二）生命的延续体——颠覆性的女性形象
女性是延续生命的载体，在艺术作品中，母性具有物种延续的意义。在2006年版《日本沉没》中，最具颠覆性的便是女性形象。导演一改原著的安排，设置了众多性格鲜明的女性角色，并使其作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主导力量出场，这在日本灾难片乃至好莱坞式灾难片也属特例。影片中，日本首相委任鹰森为特别灾害对策部的负责人，传达出一种崭新的理念：男性政治虽然强硬、有力，但往往过于刚性，女性政治则更重视情感的力量，而在突发事件面前，甘于奉献、情感丰富的女性也能拯救民族和国家。其后，首相在出访中国的路途中遭遇火山喷发遇难，代理首相（男性）只身逃往国外避难。鹰森部长力挽狂澜，不仅展现了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冷静，也展示了作为女性的善良和坚韧。电影中的一个特写镜头：鹰森站在显示失踪、死亡、转移人口的显示屏前，镜头逐渐变焦，她单薄的身影变得模糊，而显示屏上的绿色数字逐渐清晰并放大，反衬出女性的坚韧与顽强。电影的末尾，当日本战胜沉没之灾后，鹰森被大家（均为男性政治家）一致推荐为政府发言人，面向全国人民讲话，可以说这是女性在政治场域中的一次胜利，也暗示了日本女性主体地位的觉醒。
如果说鹰森这一角色隐射了日本女性主体地位的觉醒，那么阿部玲子则是导演刻意塑造的日本女性的道德标杆。电影一开始，阿部玲子从天而降，将小女孩美咲从危险的边缘救了回来。导演刻意定格了作为“男性观察者”的小野寺夹杂着惊讶与崇拜的眼神，女性的力量首次被男性所拜服。与“鹰森”所隐含的政治隐喻不同，“玲子”这一女性形象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一个普通女性执著地从事“拯救他人”的工作，在灾难面前，为了让更多人幸福地活着而甘愿放弃生存的机会。女性不再是依附于男性的“花朵”，而成为独立、自主、勇敢的性别群体。
作为一部灾难片，尤其是一部因自然灾难引起的灾难片，孩子的出场似乎必不可少，如《2012》中杰克逊·柯蒂斯的儿子和女儿。孩子既隐射了人类面对灾难的弱点——脆弱、无助，也代表了人类战胜灾难、重建人类社会的信心。孩子意味着作为物种之一的“人”的延续，一旦有了延续，生命也将生生不息。在影片中，美咲的出场次数并不多，但成为日本人的典型性缩影——饱受地震等灾难所带来的恐惧，在一次次的灾难中，养成了抵御灾难、保护自己的本能和技巧，成为日本民族岛国意识的表现之一。
在男性掌握话语权的现代社会中，女性的话语权并不多，但在《日本沉没》中，女性不仅成为政治场域的领导者、道德标杆，更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希望与信心之基。影片的指向性再次明确，女性褪去了如樱花般的柔弱，变得独立、自主。在男女两性对比中，女性不仅具有善良、坚韧、重视情感的品质，更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可以哺育生命，延续种族。重视生命的延续性，尊重女性价值正是日本民族岛国焦虑的侧面表达。
四、结 语
在所有类型电影之中，灾难片存在为大家所诟病的典型性特征——用一个英雄（且多由平凡小人物担此重任）拯救世界的固定叙事结构，配以亲情、友情、爱情等“调料”，如有自私自利者，也大多被灾难吞噬，成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典型案例。《日本沉没》虽然未能逃脱这些“俗套”，却用好莱坞式的套路深刻、全面地表现了日本民族心灵最柔弱的部分——岛国意识——对科学技术的“迷信”，重视生命的延续，尊重和重视女性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沉没》是日本电影史上一部不可忽视的耐人寻味的电影。
[参考文献]
[1] 杨桦.论灾难片及其文化意义[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04）.
[2] 李一鸣.娱乐还是灾难——好莱坞的灾难片[J].大众电影，1997（11）.
[3] 大卫·波德维尔.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75.
[4] 洪漫.日本的女性主义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08）.
[作者简介] 王丽（1983— ），女，重庆人，硕士，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