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景观及文化历史形成了电影时空关系，同时电影也塑造了城市形象和再现。长久以来，澳门之于香港的城市联系深深影响着香港电影对于自身的城市定位和文化探讨。同时，澳门作为20世纪80年代港产片中赌博、色情和黑社会描写的主要地点，实则是香港电影审视自己城市身份的一面镜子。
[关键词]香港电影；城市形象；澳门情意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流行的现代动作片让香港电影在传统中国功夫和武侠思想之外加入了枪战等元素，增强了与现代社会的联系。这也使得警匪片成为香港电影在繁荣时期（1979—1993）的一个标杆，对二十年后现今香港复合商业类型片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在警匪片的拍摄过程中，澳门成为除了香港本土外对港产片最有影响力的城市。而香港和澳门两个城市之间的城市相似性和文化互文性仍在当下热映的香港电影作品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喋血于澳门
赶在年尾上映的《扫毒》虽为香港警匪片2013年在《毒战》后又一“涉毒”力作，但此次故事的重点不再侧重于警与匪的骁战。取而代之，导演陈木胜着力刻画的是警员之间的“兄弟情”，其中“义薄云天”的情怀从院线宣传海报之标题“生死不由人，兄弟在心中”可见一斑。
马昊天（刘青云饰）、张子伟（张家辉饰）和苏建秋（古天乐饰）从小一起长大并共同效力于警队扫毒科。常年在毒贩身边卧底的苏建秋心生退意，却因马昊天和张子伟的劝阻而迟迟未离开警队，但三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自此埋下。在影片后续的泰国之行中，三兄弟想要通过捉拿八面佛（卢海鹏饰）而建功立业，却不料这大好机会最后变成自己的英雄冢。
结尾处三兄弟的血战，既表现了《喋血双雄》和《英雄本色》中英雄末路的孤傲豪气，又渲染出《濠江风云》和《放·逐》中黑帮仇杀的宿命悲情。弹尽粮绝之时，马昊天瘸了一条腿，张子伟斩了一只手，苏建秋满嘴的牙被磕碎大半。如此落魄不堪的三人却仍燃情于澳门赌城的这一场轰轰烈烈中，可以说决斗是以毫不做作的方式进行的。
庙宇般鲜与红的色彩在画面上的映像也给观众一种“步入者必将会在此殉道”的感觉。在暗红的灯光下，你眼看我眼，谁留下来，谁豁出去，一念之间即是生死决定。毒枭八面佛的法事实则是场请君入瓮的“鸿门宴”，而三兄弟并非不知此行之险阻。在澳门红伶场所的迷宫中，面对毒枭强大的势力，三兄弟如同蝼蚁般渺小，而他们的扫毒行动则演变成一种带有宗教性的牺牲，神圣却又残酷。这一刻，命运看似是由主角三人所掌握却绑系在毒枭的手里。毒枭对他们的种种威逼利诱是考验着他们口中称道的“兄弟情”。以至，贪生怕死的一丝念头都会造成主角的“人间失格”。但在警匪片的父权逻辑中，“人间失格”意味着对兄弟的出卖和对人格的丧失。
值得注意的是，陈木胜作为个性化时期的香港动作片导演，在他的一系列电影中，他以时空转换和火爆异常的场面调度为特色。除了《扫毒》紧张激烈的四场战役外，陈木胜的特色亦可见于他早前的作品。例如，《冲锋队之怒火街头》中出现的街头炸水桶的场面，《双雄》中青马大桥的逃亡场景和封闭柜外的生死对决等。同时，陈木胜又以多条线索同时推进复杂剧情结构为长，营造了悬疑紧张的戏剧效果，如《三岔口》里污点证人的死亡和黑帮老大的仇杀。而此次悬疑在《扫毒》中体现为张子伟（张家辉饰）的死亡和“重生”。这既铺垫了“最后战役”的背景又成就了影片中极具英雄情结的艺术表现。
二、澳门情结和身份象征
澳门这座城，在《扫毒》中是毒枭摆下鸿门宴的地方，是三兄弟必入不可的“刀山火海”，却又在片中片外都承托着港产片的“澳门情谊结”①。
谈到从澳门获取创作灵感的香港导演，就不得不提到杜琪峰。由杜琪峰导演或监制的多部警匪片都是在澳门取景创作的，影片中又多有政治隐喻以表达香港和澳门作为城市在20世纪末主权交接中经历的身份迷失。例如，《再见阿郎》和《放·逐》都是以澳门为背景的故事。影片中的澳门是只能给“过客”提供暂时停歇的空间，显示了澳门和香港作为城市的一个共同点，即：在回归前后的彷徨和不安，前途不明和忧虑不散的政治焦虑。陈木胜作为杜琪峰的学生也继承了师傅的“情意结”，并更俱批判性地引用澳门来探讨香港作为城市的一些特性。
首先，《扫毒》中“喋血于澳门”式的结尾凸显了城市作为电影的母体养育着区域电影发展这一事实。观众会从一格格电影胶片上看到自己熟悉却也陌生的街道，正因城市景观的再现在电影中亦给予了观众新的感受，从而使他们反思自己在生活中的现实体验。澳门，既在政治身份上和香港有着相似性，又是让大部分香港导演和香港观众都熟悉的地方。这些原因都促使它成为和香港最有“互文性”的城市。以至于当《扫毒》在画外音提到“八面佛要去澳门为死去的儿子做法事”时，熟悉香港电影的观众已能猜到三兄弟的澳门之行将会是场“恶战”。
其次，电影《扫毒》揭露了香港人自身因城市定位所面临的疑惑和尴尬，在片中具体体现为香港警方在境外扫毒时的身份迷失。在最初的泰国之行中，香港警方在泰国和外国警力的施压下只能提供线索而不能领导行动。这意味着即便香港警方担当着最危险的职位（苏建秋在行动中为卧底）却受到最少的保护。若行动成功，功劳皆会是外国警方的；若失败，成仁者一定为“港队”。不可否认，陈木胜有意无意地表露出香港作为特別行政区的尴尬身份：一方面，香港是警力先进、警察素质优良的城市；另一方面，香港却在国际认同中始终只代表着一个城市。
不断被思考、检视和重审的城市定位在港产片中是一个隐晦却至关重要的文化体现。“城市”的定义也因香港回归以来所经历着的不同而转变着，无论是香港人还是来港的内地人抑或外国劳工，但凡居住于此的人都在改变着这个城市的自我价值。澳门作为和香港最毗邻的城市之一，有着相似的被殖民历史和回归后的矛盾现状，因此成为香港导演借以抒怀之情意结所在。
此外，香港电影在逢迎跨本土运作和坚守本土性上也存在有许多矛盾。曾经因多元化和多产性而广销海外的香港电影在回归后面临着中国内地电影的迅猛发展和自身电影市场运作方式的转型而处在一个愈来愈“边缘化”的位置。港产片实则面临着与香港同样的一种身份迷失。近几年这个问题成为香港电影创新和拓展的关键，但也困扰着许多本地电影人。香港导演不断在思考诸如“什么是香港本土电影？”和“香港电影需要有多少比重的本土化（localization）？”的问题。
三、“双城”②中男性化特征的再现
香港电影素来被冠以“男性主导”③的名号，其性別特色可以从张彻、吴宇森和杜琪峰的作品中得以证实。警匪片作为一个颇受观众欢迎的电影类型，多通过男性化的取材、激烈的近身格斗和火爆的枪战来彰显其“男儿本色”。
《扫毒》是一个着重于兄弟和兄弟情的电影，它的“男性化”不但可以从男女角色戏份的比重看出，亦可从如下的核心对白中窥见：例如，“我们可以生气，但不能怨”和“输人不输阵”等。身为警察的男主角们既要对职务和家庭负责，又要维护男人的尊严。这种男性主义在电影中成就了刘青云的搏命、古天乐的坚持和张家辉斡旋其中的苦楚。虽然影片的最后“澳门之战”的剧情有明显夸张和不合理的成分，④《扫毒》还是通过男性化的表达，将枪与火、恨与情的体现放到最大。随之，影片做到了“入世”，即有效地将观众“带入”了影片火爆的现场。
除了电影类型和“男性化”相关联之外，结尾的重头戏选择在澳门拍摄也是和澳门这座城市的“男性特色”息息相关的。赌博和黑社会都是澳门“男性化”的代名词。虽然澳门也出现过一些以柔美笔触描写女性题材的港产片，如：《雾美人》（王鉴导，1956）和《一水隔天涯》（左几导，1966），但这个城市的电影形象仍是以其突出的男性色彩而著称。
实际上，很多时候，澳门的“男性化”元素体现为香港电影对于澳门的一种城市想象。这种想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八、九十年代澳门在经典港产片里“黑道之城”的刻画。例如，《濠江风云》（邓衍成导，1998）讲述澳门两大黑帮展开赌场的争霸战，互劈七天，掀起澳门街头的腥风血雨；《友情岁月山鸡故事》（叶伟民导，2000），主角“山鸡”为逃避黑帮追杀而逃亡澳门，在此澳门便成为香港黑帮的避难所。
同为影像中“黑帮横行”和“男性犯罪”的城邦，香港和澳门相互呼应的“男性化”让香港警匪片在选择题材和参考拍摄地点时首先会考虑只有一水之隔的澳门。陈木胜亦选择将收尾的重头戏在澳门拍摄。为了最大限度地展现《扫毒》中三个男角色浴血奋战的男性英雄形象，陈木胜借鉴了八九十年代港产动作片的拍摄手法和镜头处理，在摄制过程中将激烈的枪战和肉搏多层次、多空间地展现出来，弹药和拳脚之间又均使用无替身的“真功夫”。主演刘青云回忆起拍摄中受伤过程时提到自己“没想过为了再做次英雄能这么拼命”。
20世纪，香港电影的繁荣是因为每一部影片都具有浓烈的香港风格，每个城市和地区（乃至街道）都有它们特有的城市基因。香港油麻地的庙街、澳门氹仔的码头已因电影的多次使用而形成了一些特定的符号性象征，以至现今提及有关犯罪、色情场所和赌博在电影中的体现，观众就会自然将这些活动和上述的街道、地点建立联系和相应的理解。这也带出了香港电影本土化的体现，一方面对于城市的理解使港产片赢得重新定位自身的机会，另一方面香港电影也热衷于展示了城市对电影的重要性。而电影之所以好看或动人，正是因为电影对城市的过去和现在进行着反思，敏锐又深刻地观察着城市空间的利用。
四、结语
《扫毒》在上映一周便赢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收获，却仍被质疑是拼凑地模仿一些经典警匪片的桥段而未能有实质性的突破。这样的评论并非道理全无，原因在于《扫毒》虽运用城市却未能全然表现城市的变化，以至结尾澳门一战有种“前朝遗老”的古气，怀旧有余但推新不足。
与此同时，《扫毒》也喻示着香港电影对自身的理解和期待，表达着香港电影对于澳门的“互文性”城市认同以及对澳门城市的男性化再现。回归后盛传的有关“香港电影已死”的说法，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扼腕叹息香港电影“本土化”的丧失，而这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城市基因”的忽视和遗忘。
事实上，城市并不是空间与地方意义的总和，亦非地图上固定的地域局限。日益发展的香港和澳门，外地人来往日多，而这些人都影响着这双城的身份意识。香港经历着变化也因变化经受着考验，进而城市身份的改变和产生的不确定性密切影响着本土电影的创作。《扫毒》似乎带给喜爱港产片并长久担忧着它的观众一种格外温暖的感受，但影片的成功却也令人对近年香港电影“北上”后日渐稀缺的“本土性”进行反思。
城市的意义是流动和开放的，城市人期待重见20世纪电影辉煌的影子，但更希望目睹时代变化中的城市于映画中的创新和尝试。城市应被不同的人诠释着，而香港电影也应如同这座高速发展的城市一样具有多元的生命力和流动的感情。
注释：
① 陈家乐：“恋恋双城”《香港电影、电视及新媒体研究》，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12页。
② 此处指香港和澳门两座城市。
③ 对于香港电影男性化的描写见于《男性主义和香港电影》（Masculinities and Hong Kong cinema， ed. Pang，L.K.and Wong，D.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5-56）.
④ 例如，斩断手后的张子伟（张家辉饰）仍能英勇地撑住超过半个小时，并在和泰国打手过招中将对方杀死。
[作者简介] 周婉京（1990—），女，北京人，香港中文大学2013级视觉文化研究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香港电影，电影产业研究，视觉文化与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