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的电影事业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表现为国防电影与教育电影逐渐融合。电影承担了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职能。抗战时期的电影审查首先表现为收回租界电影检察权运动，起因于日本影片《新土》在上海租界的放映。以这一事件为起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电影逐渐转向了国防电影。抗战时期的电影充斥着民族主义的情结，成为电影事业的主流。与此同时，远离抗战题材的电影，则成为民族主义者批判的对象。
[关键词]战时电影事业；国防电影；民族主义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国的电影事业逐渐被纳入政府“抗战建国”的体制，国防电影逐渐兴起，并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干预和渗透逐渐增强。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对日电影审查方面逐渐严格。在政府的推动下，国防电影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电影戏剧界逐渐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尽管战时电影事业发展困难重重，但在动荡的年代，电影戏剧界拍摄了系列国防电影，对于宣传抗日，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电影审查中的民族主义情结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电影审查最初主要由行政院主管。为了战时动员的需要，1940年主要由国民党宣传部下设的电影检车委员会负责。抗战时期的电影审查首先表现为收回租界电影检查权运动。该运动起因于日本拍摄的具有侵略性质的《新土》在上海租界的公映。1937年，宣传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新土》影片在上海公共租界放映，引起了各界的一致抗议。上海电影戏剧界376人联名抗议，他们一致认为：“《新土》绝不止是一本宣传影片。他所代表的意义是法西斯国家联合向我们的积极侵略。东四省是我们的土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用刺刀从我们版图上抢占着的中国土地。可是在这本影片中，却变成了敌人的‘新土。变成了侵略者野心的乐园。在‘新土中侵略者向他们的民众炫耀着东四省的富源，劝诱他们移民到那边去，使东四省永远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开发那边丰富的资源，以供他们作进一步的吞并。”①
在揭示《新土》影片的侵略本质的同时，上海电影戏剧界向政府提出了5项基本要求：“（一）立即制止‘新土的公映。（二）对日德提出严重抗议，消灭‘新土底片，保证今后不再摄制同样侵华影片，并向中国政府及人民道歉。（三）取消租界电影戏剧检查权及一切对华所设文化检查机关。（四）积极提倡国防影片，及国防戏剧，抵制宣传侵略的帝国主义影片。（五）武力收回敌人所谓‘新土，我们——的失地！”②在社会各界的一致抗议声中，虽然影片《新土》不久便停止演映，但电影戏剧界却因此进一步觉醒。1937年，上海电影戏剧界发表宣言，表达了对租界当局一贯的殖民地政策的不满：“压迫有前进和觉醒意识的文化工作。同时对于黩武者的文化侵略，却任其猖獗。有东北四省地图的影片，要删剪后，才能上映。有‘东北是我们的家一句对话的戏剧，就被禁止演出。……像《新地》（新土）那样的影片，却在公共租界探警保护之下，公然映出了。把在我们眼前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是租界当局压迫我们的事实，是租界当局袒护侵略者的事实。我们现在已经退步到了无可再退的地步，可是压迫却愈来愈凶横。最近又新订了更苛酷的检查手续。我们现在再不联合起来反抗撤销他们的检查权，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上海租界内除麻醉性和为帝国主义张目的文化之外，将无文化之可言。”③虽然收回租界电影检察权运动随着日本的扩大侵略不了了之，但是这一运动在电影界引起了共鸣，推动了国防电影运动的发展。
电影作为开展社会教育的有效方式之一，在宣传抗战，培养民族精神方面的作用远远优于宣讲。因此，在电影审查方面要积极提倡优良的国产片，有效取缔那些“背离现实的含有麻醉毒素的国片”④。抗战时期，一些宣传民族优劣论，贬低有色人种的辱华的影片逐渐起映。为此，国民政府对涉华和涉外电影做了进一步规定：“年来世界各国电影事业发达，所制影片大都眩奇斗胜，务求迎合观众心理，最近更多以有色人种为题材，以资取笑，因之其中损及我国民族尊严及国家荣誉者不一而足。我政府有鉴于此，迭经令饬驻外各使领事馆注意查禁。”⑤抗战时期电影被赋予了民族复兴的使命，陈立夫曾在教育电影协会上指出：“事业家能以寻觅中国民族生的出路为前提，其事业亦必有出路。反之，仅知谋自身的出路，而置国家民族的出路于不顾，其自身绝无出路可寻。”⑥陈立夫将电影事业与民族国家利益并论，体现了对国防电影的关注和支持。1940年，国民政府颁布修正的《电影检查法》，其中规定了电影禁映的四种情形：“一、有损中华民族之尊严者。二、违反三民主义及现行国策者。三、妨害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者。”⑦该法对于维护民族尊严，促进国防电影事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电影创作中的民族主义话语
抗战时期，电影创作主要围绕抗战这一主题展开。“在这抗战建国的时期中，教育电影在我们中国，更有特殊的使命与价值。”⑧因此，在民族危亡之秋，电影须服务于抗战的需要。“每一个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应当有各人自己的岗位。而我们电影戏剧界的人们，也应该守着自己的岗位……还得用我们现在使用着的武器——电影、戏剧、艺术充分的发挥出抗日和反汉奸的力量。”由于战时资源紧张，难以制作大部头的反日国防影片，战地实摄新闻片和抗日的宣传片较多，这些影片的拍摄要“尽量地暴露敌人侵略的残暴，汉奸的丑态”。为节省胶片，“不要使一寸胶片耗费在非抗日的场合，不要使每一个镜头不瞄准敌人和汉奸。这样才是中国电影在非常时期存在的意义。”⑨每一个电影从业者，在战时不能甘心做一个艺术家，而且要成为勇敢而坚实的战斗员。受民族主义的影响，电影从业者越来越注意到电影对于抗战的积极意义。
日本在沦陷区和伪满的电影政策也激发了爱国的电影从业者制作国防电影，宣传抗日的决心。日本国内的电影业在军国主义分子的控制之下，主要摄制扩充军备，煽动侵略，鼓动战争的影片。在伪满成立影业机关，宣传奴隶服从的意识，消灭东北同胞保卫祖国的热情。“可见敌人对于电影国策的运用，是随着他们侵略野心的膨胀已更为积极而露骨。在这里，电影在战时的重要性，也就有了最坚强的证明。”因此摄制战时影片，宣传抗日，抵制日本的文化殖民政策，成为战时电影从业者的共识。战时影片的主要内容和作用有：“（1）广泛地向民众指示战时的常识。（2）介绍敌人的暴行到世界去，激起全世界民众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协助。（3）安慰战地的将士们，调节他们枯燥的生活，增加他们抗战的勇气。（4）补充新闻出版物的不足，使民众能更直接地接受真实的消息，认‘最后胜利必属于我。（5）切实介绍战时生产技术，新式兵器的使用方法，使民众明了如果要作为战斗的一览，就得让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地在实际的工作方面，表现真实的效果。”⑩抗战初期，为宣传抗战，各大电影公司拍摄了系列抗战题材的电影，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抗战题材的电影受到民众的批评。以华南电影为例，华南电影在抗战初期拍摄了系列抗战题材的影片，如《抵抗》《四子从军》《太平洋上的风云》《边防血泪》《公敌》《八百壮士》，等等。后来因为题材单一，技术落后，制作粗糙广受诟病。“志士以身许国，别家从军。女儿牺牲爱情，充当看护妇。后来还来一个圆满结局，男的前线受伤，在医院里巧遇自己情人，到底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一部一部所谓抗战题材影片，就这样的套入这一个公式里来。此外，还加上设备上的简陋马虎，工作上的苟且敷衍，非驴非马的新式兵器，形同儿戏的沙场大战，不止避重就轻，无意‘藏拙，有心‘献丑地把弱点、笨拙、低能通通暴露开来。这样观众们眼见着一不对眼，二不眼，便一哄而散了。从此所谓抗战题材影片，就从一个最高潮滚落到深渊之底层了。”B11抗战题材的电影之所以不受欢迎，主要原因在于“公式化”的题材，同时也是电影商人对于抗战没有信心的表现。以至于后来的华南电影转到拍摄民间故事片，这证明了华南电影商制作抗战片是出于商业投机，是抗战意志的动摇。
除了批评华南电影外，沦陷区的上海电影业也因为转拍民间故事和历史片受到了批判。自从《木兰从军》在抗战初期引起轰动以后，上海电影制片商开始挖掘古装题材，包括历史小说、民间故事甚至京戏。此外还有一些开发商以抗战吸引观众，“那些拍什么‘传，什么‘娘，什么‘女的制片商，为了时髦，也为了生意，原本是专心在拍民间故事的，这也高叫起‘抗战意识，作为争取观众的口号了。当然，结果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最好不过和以前的‘光明的尾巴一样肉麻。而它歪曲现实，毒害观众的程度，一定会比从前显得更利害。”B12上述对华南电影和上海电影的批判，体现了左翼思潮对电影事业的批评和对电影脱离抗战主题的不满。也反映了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电影事业的萧条与迷茫。“由于材料缺乏，产量的不多，不能供给电影院的放映，以致各地的电影院，有的是根本歇业了，有的是勉强支持，有的是在香港仍继续不断地摄制‘与抗战无关的神怪荒淫片。”B13
三、结语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的电影事业被纳入到了“抗战建国”的体系，国防电影成为抗战宣传、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的民众动员和教育工具。抗战时期的国防电影主要由中央电影场和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据1941年统计，在重庆，中央电影场拍摄的抗战实录片有9种，新闻片有31种，纪录片有10种，宣传抗战的戏剧片有5种。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宣传抗战的戏剧片有10种，抗战实录片8种等共计60部影片。B14
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国防电影事业的发展成为电影事业发展的主流。脱离抗战主题的电影受到左翼电影批评家的指摘，甚至于不满。他们对于抗战时期的电影事业寄予了厚望。然而，由于经费短缺，技术落后以及选题的单一，加之抗战电影制作粗糙，不能吸引观众，电影商无利可图等诸多原因，导致战时电影事业发展困境重重，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能满足抗日宣传和国民教育的需要。
注释：
①② 《上海戏剧界对于〈新土〉运华公映的抗议》，《明星》，1937年第6期。
③ 榴：《撤销租界电影戏曲检察权》，《陕四省教育厅教育月刊》，1937年第4期。
④ 蔓草：《拉杂谈》，《明星》，1937年第5期。
⑤ 《明星·新闻剪接》，《明星》，1937年第2期。
⑥ 《电影检查法》（1940年11月25日修正公布），《国民政府公报》，1940年第105期。
⑦ 啸：《电影教育与民族复兴》，《励言》，1937年第19期。
⑧ 来雷：《战时电影教育的理论与实施》，《中华评论》，1938年第1卷第12期。
⑨ 凌鹤：《抗敌战争中我们怎么办？》，《新学识》，1937年第1期。
⑩ 王平陵：《战时电影事业的总动员》，《创导半月刊》，1938年第6期。
B11 黄素民：《华南电影的逆流》，《通讯纲》，1939年第2期。
B12 汪鞏：《在苦闷中的上海电影》，《通讯纲》，1939年第2期。
B13 民淑：《战时电影总检阅》，《通讯纲》，1939年第2期。
B14 罗学濂：《抗战四年来的电影》，《文艺月刊》，1941年第8期。
[作者简介] 赵秀丽（1977—），女，山东广饶人，博士，青岛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