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刚刚摆脱了旧社会生存困境的女性，迫不及待地在新社会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电影作为承担为新中国阐释社会政治、经济走向，建构大众身份认同的重要使命的艺术载体，正是通过塑造众多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来迎合政治/意识形态对新社会劳模型女性的诉求，其中，《萨里玛珂》和《草原雄鹰》两部电影所塑造的以知识求进步的女劳模形象，极具代表性。
[关键词]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知识；进步；女劳模
※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项目（项目编号：13TD0059）；西南民族大学2013年青年教师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SQN33）；四川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多元文化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DYWH1206）；四川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民间文化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MJ12-03）；四川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LB12-13）。
“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1]新中国成立后，刚刚摆脱旧社会生存困境的女性，迫不及待地在新社会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存在价值，希望能够像男性一样服务且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力求以参加劳动显示自身能力，并依靠在劳动中取得的成绩得到男性的认同。而电影作为承担为新中国阐释社会政治经济走向、建构大众身份认同的重要使命的艺术载体，正是通过塑造众多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来迎合政治/意识形态对新社会劳模型女性的诉求，正如戴锦华所论：“在女性伸展与解放的身体形象下，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潜抑力与整合力。”[2]
197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由于蓝、李伟两位导演联合执导的影片《萨里玛珂》，影片通过女主角萨里玛珂对待社会主义事业、对待人生目标、对待工作方向的态度和选择，明确指出了牧区青年知识分子应该走上到斗争中与贫下中牧结合的广阔道路，如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只为一己私利着想，必将在生活中和事业上碰得头破血流。电影将女性的身份由牧民改换为知识分子，将女性的业绩由表现于体力劳动中改换为表现于知识教育中，影片突出塑造了萨里玛珂的先进形象，对于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产生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
作为光辉的社会主义新人，萨里玛珂身上最可贵的崇高品质是毫无自私之心，全心全意地办学校，发展牧区的教育事业。刚从部队复原的萨里玛珂本来可以选择留在县里做一份安稳、舒适的工作，但身为孤儿的她是被老支书库吉旺抚养长大的，想念亲人、怀念家乡的强烈情感促使她毅然决然回到祁连山下的红吉滩。初返故乡的喜悦很快就被眼前发生的事情冲淡了，原来沙特想去学校读书，可是阿爸为抢救集体的马群牺牲了，阿妈身体多病，妹妹又年幼，家里缺少劳动力，挣不下工分就没饭吃，遭到会计加登的刁难，只得放弃上学；又听说“红吉滩绝大部分学龄儿童眼下都还没有入学”，萨里玛珂被深深触动了。当库吉旺问她将来有何打算时，她说出了心中的感受：“回来这两天，看见孩子们上学还是这样困难，我心里很着急。”虽然还没有完全想好，但她觉得应该为改变教育资源极度缺乏的现状做些实事。最终促使萨里玛珂下定决心要把学校办起来的关键，是亲眼目睹了加登倚仗自己有点文化，处处搞特权、谋私利，欺负普通牧民的恶行，她要争一口气，把知识教给孩子们，使他们摆脱因为没有文化而被愚弄的命运。“沙特，回来吧，红吉滩有你们念书的地方！”这是她给孩子们的郑重承诺。萨里玛珂童年时的朋友、师范毕业生卡布也在她的说服和带动下，放弃了县一中的教书工作，向公社递交了“回乡申请书”，这让萨里玛珂既感动又欣喜，她把阿妈留给自己的惟一纪念品——一只牛角送给了早已对她心生爱慕的卡布，表达了内心的感情。
在库吉旺的全力支持下，红吉滩的第一所学校成立了，萨里玛珂和卡布将学校驼在马背上，开始了在教育事业上的征程。在漫天风雪中艰难跋涉，在倾盆大雨中泥泞前行，在山高水远的密林中穿梭，在广阔无边的草原上奔驰，无论自然环境和教学条件怎样艰苦，都丝毫不能动摇萨里玛珂走马教学的坚定信念。可是卡布却因眼前的艰困现实越来越消沉了，加之心怀叵测的加登经常在耳边吹风，以“埋没青春”“可惜人才”“误人子弟”之类的言论进行刺激和挑唆，卡布终于放弃了马背小学。萨里玛珂专程来到卡布家，对其进行耐心的规劝，还把自己根据牧区的实际需要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写的乡土教材送给他，卡布却很不耐烦地丢在了一旁，只一味强调：“咱们裕固族一个队的地盘比农区的一个县还要大，东山一家，西沟两户，平均每四平方公里才一个人，一年还要转三、四次场，办学困难。”二人之间展开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卡布：“难道你真的愿意让咱们的青春，就这样悄悄地消失在马背上？”
萨里玛珂：“消失在马背上？”
卡布：“不是吗？”
萨里玛珂：“你如果认为这是浪费青春，你可以离开这儿。如果党和贫下中牧需要我，我愿意就这样在马背上度过自己的一生！”
卡布：“那你说，到县上就不是革命工作？”
萨里玛珂：“我没那么说，但是，头脑里有‘私字的人，常常这样为自己来辩护。一个为自己活着的人，是不会有真正的幸福的。”
从这一个段落的对话中，非常清晰地反映了萨里玛珂高尚的思想境界。在她的精神世界里，除了改善教育、发展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做贡献，没有任何私人的杂念。影片通过生动的细节和动人的语言，表现了她对人民教育事业无限忠诚的优秀品质。
电影塑造萨里玛珂形象，是把她放在最艰难的环境中来考验她，把她放在尖锐的斗争中来表现她。会计加登与反动牧主吐鲁哈拉朋比为奸，大量侵吞集体财物中饱私囊，库吉旺早有察觉。如今有文化、见过世面、又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锤炼过的萨里玛珂回来了，让他俩更为紧张，“她是老支书的养女，可不是好惹的！我担心她要长住下去，你这算盘……”果然，他们毒死队里的五匹马，又在禁猎区私捕野生动物的恶劣行径被萨里玛珂和“马背小学”的孩子们发现。为了掩盖罪行，加登在吐鲁哈拉的策划下，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机四处造谣，激烈攻击萨里玛珂和“马背小学”，致使摇摆不定的卡布受到严重影响，对萨里玛珂心生龃龉，双方感情出现了裂痕。得不到爱人的理解和支持，萨里玛珂很悲伤、很沮丧，但只要一想到牧民们期待的面庞、孩子们渴望的眼神，她便重新振作起来，即便前路千难万险，也不能阻挡她勇往直前的心意，“我们结合牧区特点普及教育，有什么错呢？我真想不通，我还要继续坚持下去！”转场之后，公社书记沙格勒亲自主持召开了全体社员参加的党支部大会，讨论“马背小学”的办学问题，会上加登极力抨击萨里玛珂，污蔑其“打着勤工俭学的幌子，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而事实却是，萨里玛珂拿出复员费买了几匹布，请卡布阿妈做一顶大帐篷，等转到夏秋草场后给孩子们做教室；又用自己的钱给贡布爷爷买来热水袋，帮助其缓解腰腿痛。牧民们彻底揭穿了加登的谎言，要求他做出检查交代，而快肯在萨里玛珂的教育、引导下，也揭发了父亲吐鲁哈拉的罪行。经过这场波折和斗争，卡布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与萨里玛珂言归于好，他们决心携手并肩，为建设家乡的美好未来，奉献热血青春。一个模范人物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萨里玛珂也是在困难的考验中逐渐成熟的，她带领“马背小学”的孩子们与阶级敌人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以坚毅、执著的精神忘我工作、不懈奋斗，她的先进思想和模范行为，为青年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努力的方向。
同样是知识青年，阿米娜是走过了一段崎岖不平的弯路后才终于觉悟“我现在要走的是卡得尔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她正可作为萨里玛珂形象的鲜明对照。拍摄于1964年的电影《草原雄鹰》，突出的是青年知识分子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热情歌颂了卡得尔所走的知识青年与牧民群众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热爱集体、大公无私的广阔道路，严厉批判了阿力所走的脱离实际搞研究、自私自利图荣誉、好高鹜远出风头的错误道路，而阿米娜正是站在两条道路的分岔口上，应该何去何从，即是影片为青年知识分子提出的严肃问题。
阿米娜和阿力是一对恋人，他们从大学的兽医专业毕业后，满怀着对生活的憧憬，一同来到天山马场工作，在这里，阿米娜遇到了她读中专时的同学卡得尔。卡得尔热爱草原、热爱防疫工作，关心马群健康，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全心全意为牧民服务，尽管工作完成的非常出色，但他仍平实谦虚、热情和蔼，与牧民关系亲密而融洽，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和爱戴，亲切地称“他是我们这里的一只山鹰”。阿米娜对卡得尔的努力十分不以为然，觉得他“一天到晚总是忙忙碌碌的，山前山后，一会儿是土法偏方，一会儿又进行科学研究，难道这样就能攀登科学高峰吗？”阿米娜选择来到马场，初衷并不是来为牧民服务的，她只是想为将来的专题研究查找一些资料、积累一些经验，当她发现马场的条件艰苦远不如她的想象，就武断地得出结论，认为在马场搞科研不会取得很大的成绩。然而，一次母马难产，牧民请她去接生，她以研究肠套叠为借口予以拒绝而耽误了最佳时间，多亏卡得尔及时赶到把小马驹救活了，大家才转忧为喜。这件事对阿米娜的震动很大，特别是刘书记语重心长地向她指出：“你肯钻研、有毅力，这都是好的，可是你忽略了实践的重要，因为一切科学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我们一个革命的科学工作者，不只要认真读书，还要跟群众在一块儿，好好来锻炼自己。”一席话让阿米娜很受教育，一个人漫步在月下林间，她深切地反省着自己走上工作岗位以来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对前来安慰的阿力感慨：“和卡得尔比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真可笑，在这以前我还讥讽过他，认为他只是忙忙碌碌的，缺乏远大理想，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人们叫他山鹰！”阿米娜主动来找卡得尔，对他救治小马驹表达谢意，同时也谈出心里的困惑，得到了卡得尔耐心、诚恳的帮助，使她懂得如果不能把自己当作牧民中的一分子，真心诚意和他们一起关心、爱护国家的马群，为他们的牧业生产服务，即使是每天生活在群众身边，可是他们就像你根本不存在一样，那会非常孤独的。阿米娜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在卡得尔先进行为的感召下，克服了自身脱离群众、空讲理论的缺点，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她转到卡得尔所走的正确道路上来了。当阿力提议两人要求领导一块调走时，阿米娜却说感觉自己刚刚才下到马场来；当阿力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地将马群调往不能放牧的黑山地区，造成母马在暴风雪的袭击中流产，却还推卸责任、拒不认错时，阿米娜对他完全失望了，“两年来，我也许像一个旧式的妇女，一直戴着面纱蒙着眼看你，我想是宝石它总会发光的，你会像卡得尔那样勤勤恳恳的工作，可是，没想到就在前天晚上，一股清风揭去了我的面纱！”阿米娜与阿力决裂了，她的思想性格在向卡得尔的学习中、在与阿力的斗争中，迸发出明亮的火花。
作为青年知识分子，萨里玛珂不论是自觉自愿、毅然决然地选择发展红吉滩的教育事业，改变家乡人民缺乏文化知识的落后面貌，抑或是阿米娜经过在生活和工作中遭遇挫折与失败的洗礼，下定决心留在基层为畜牧生产贡献力量，她们都“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间，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3]，并最终走上了热爱集体、大公无私、全心全意地为群众服务的康庄大道。比之于那些奋战在工、农业生产建设第一线的苦干型女劳模，她们堪称是知识青年中的表率和榜样。
[参考文献]
[1] 贺敬之，马克.歌剧《白毛女》选曲[M].北京：音乐出版社，1964：18
[2] 戴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电影[J].当代电影，1994（06）.
[3] 陈荒煤.解放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309.
[作者简介] 赵红（1978—），女，辽宁沈阳人，博士后，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