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电影《喜福会》改编自著名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同名小说。《喜福会》以4位美国华裔母亲的经历为素材，讲述了母亲们在旧中国男权社会里遭受的不幸和迫害，并最终移民到美国后与在美国生长的女儿们的情感纠葛。本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角度对《喜福会》进行解读，探究美国华裔女性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抑下面临的身份困惑以及自我身份重建的过程，探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作品呈现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谭恩美；美国华裔文学；文化身份；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
《喜福会》是著名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讲述了4位母亲在旧中国经历了种种磨难后历尽艰辛移民到美国与在美国生长的女儿们的故事。谭恩美后来的作品，如《灶神之妻》《接骨师之女》，也基本上延袭《喜福会》的历史背景和主题，延续了《喜福会》的母女情感模式和叙述风格。其实，《喜福会》对于谭恩美的意义不仅仅是创作本身，而且是关于家族血脉的认同和文化根源的找寻。1993年，旅美华裔导演王颖将《喜福会》改拍成电影，搬上了银幕。王颖以民族身份的异乡视野，用生动的电影叙事把谭恩美笔下母亲们和女儿们的故事娓娓道来，描摹出在美国社会与华人家庭夹缝之间挣扎腾挪的女性群像。《喜福会》里的四位母亲和他们的女儿是众多美国华裔移民女性的代表。作为少数族裔的弱势群体，她们遭受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但是，她们自尊、独立、勇敢、奋斗。在历史、传统、种族、性别的深重影响下，她们经历了从扭曲变形到涅槃重生的心路历程。从沉默到发声，从无助到希望，从中国到美国，从边缘到主流，最终，她们凭借兼具东西方的独特气质和聪明才智在西方主流社会获得话语权以及自我文化身份的重建。本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角度对《喜福会》进行解读，探究美国华裔女性如何从双重边缘性境地跻身于美国主流社会，获得自我身份重建的过程，探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作品呈现的现实意义。
一、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
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把批判锋芒直向西方的霸权文化。
赛义德认为，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形成了东方与西方各自特有的文化背景，造成了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性。另外，西方凭借自己的强势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文化殖民。在东方主义的描述下，西方是先进的、文明的、和谐的，而东方却相形见绌，是一个落后、愚昧、混乱的边缘世界。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者力图通过对西方霸权文化的批判，使东方文化重新回归到世界主流文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女性主义的先驱，英国著名作家伍尔夫作品中所彰显的女性主义极大地影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女性主义批判的目的是要重塑男权思想压制下的女性形象，重建女性的独立意识，使女性能够对自身价值进行重新审视。
著名美国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在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文学理论批判视角——后殖民女性主义。斯皮瓦克的亚裔女性身份使她对美国社会亚裔移民女性的生存困境更加感同身受，她把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发挥到极致，更加丰富了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并使其批判性更具深刻意义。她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第三世界女性话语权的争取、离散身份的找寻、重建主体意识的层面上，其目的是对传统的男权文化和西方殖民霸权文化进行猛烈抨击和颠覆。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被西方主流社会归属于“第三世界”的美国华裔女性在西方基督本文化中处于低级和边缘地位，遭受来自性别和种族双重话语霸权的严重歪曲和压制。
二、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美国华裔女性的身份困惑
《喜福会》里的四位母亲生长在旧中国的男权社会，命运多舛。许安梅的母亲，活得凄惨，丈夫死后，被人强暴，父母和亲戚却认为她不守妇道把她逐出家门。因为怀有身孕，无家可归，无奈嫁给强暴她的人做了四姨太，她屈尊隐忍，痛不欲生。最终，吞食鸦片，了却多难的人生。母亲的惨痛经历是许安梅永生无法磨灭的记忆，成为印刻在她心头的一道伤痕，每每被接开，都会心如刀割。母亲的死让许安梅醒悟，她学会呐喊，一声声吼叫是她保护自己的方式也是对罪恶社会的强烈怒斥。英籍印裔小说家萨曼·拉什迪在《论君特·格拉斯》指出：“传统上，一位充分意义上的移民要遭受三重分裂：他丧失他的地方，他进入一种陌生的语言，他发现自己处身于社会行为和准则与他自身不同甚至构成伤害的人群之中。”《喜福会》里的四位母亲在国仇家难中幸存下来，怀着对生活的希冀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却又开始了另外一段坎坷曲折的生活。她们既无法释怀曾经的痛苦经历，又不能融入白人至上的美国主流社会。在美国生长的女儿们在中西两种传统的冲击下长大，她们无法理解母亲们怪异夸张、絮絮叨叨的行为，在许多生活琐事上，母女之间矛盾重重。在女儿们看来，母亲们粗暴、专制、古怪、迷信。母亲们和女儿们的种种摩擦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女儿们对母亲们的偏见体现了西方文化对东方传统的排斥。对于女儿们而言，虽然生长在美国，但是与生俱来的东方面孔和华裔血统，成为她们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障碍，无论生活还是工作，她们时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待遇。西方主流社会对华裔负面刻板印象的刻画和宣传，使她们极力抵制自己华裔的血统、身份、家庭传统，试图挣脱处于社会边缘的中国母文化的束缚。但事与愿违，她们既无法摒弃母亲们言传身教中国传统，又不能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内心充满对于生活的复杂感受和离散身份的困惑。另外，由于基督教文明的发展，《圣经·旧约全书·创世纪》里男尊女卑的思想成为西方社会性别歧视的根源所在，西方社会仍然是一个具有男权特征的社会。因此，美国华裔女性面临着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生长在美国的露丝美丽、贤淑，温柔、体贴。在和白人丈夫的婚姻生活里，她始终以丈夫为中心，处处忍让、妥协，却没有换来丈夫的理解，丈夫甚至提出离婚，并要求卖掉二人共同生活的房子。
三、美国华裔女性的身份重塑
美国文化学者斯图尔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 。第二种是除了许多共同点以外，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4]由此可见，文化身份并不是恒久不变的，在一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它又会得以重新认识和建构。第一代华裔移民女性深受东方传统的影响，在文化上有一种不愿被同化的坚守，但又渴望社会地位的改变。第二代华裔女性拒绝认同来自祖辈的本民族文化，却又不能因此融入西方主流社会。在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在中美两种文化的碰撞中，美国华裔女性需要不断地自我审视、重新考虑自己应有的存在状态。
女儿们开始了解母亲们的过去，在母亲们的故事里，女儿们看到了惨烈、乱世、隐忍，一句一泪，刹那间，恍然大悟。炙热的亲情，遥远的家族根源，陌生的家族姓氏，此刻，刺入血骨。与母亲的感情纠葛，瞬间化为理解包容。在母亲难以启齿的苦难中，女儿们感悟新生，重拾力量。露丝与丈夫的生活中不再一味妥协，坚强地面对自己的婚姻，为自己和女儿争取权益。丽娜也不再容忍与丈夫AA 制生活，勇敢地走出婚姻的困境。龚玲达接受了女儿的白人丈夫。最让人动容的是精美回到中国，完成了母亲生前的夙愿，也找寻到自己的血脉根源，当她与姐姐们拥抱在一起时，让人泪湿衣襟。
美国日裔作家David Mura在其流浪心史小说《左右摇摆的日本人》（Turning Japanese）里写道：直到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多数情况下仍是尽量避免正视我作为第三代日裔美国人这样一种身份，结果是自我憎恨甚至自我凌辱……若不是最终意识到了自己的本族文化身份，我也许已经自杀了。[6]《喜福会》里的母亲们和女儿们都经历了中西两种文化碰撞下的艰难处境，游离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基督文化的两个世界的边缘，无法完全融入其中一个。在文化归属的困惑里，既然无法改变自己华人的面孔，那么寻找到自己的血脉根源，实现心灵归依，并在这过程中获得身份重建，未尝不可。于是，她们回归到来自祖辈的本民族文化，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身份定位，这身份不全是中国，也不全是美国，而是将两者融合，形成具有华裔族裔特征的美国人身份。
《喜福会》里深入血脉骨髓的亲情和传承，触动人心。这“喜福会”之意，又仅仅岂是落叶归根、民族文化的传承，恐怕有着更深邃的含义吧，中西文化的融合也许才是谭恩美深厚的关怀和期许。就像《喜福会》中的四个家庭在精美家聚会的场景，幸福、温暖，体现了文化冲突到和谐趋向。
四、结 语
《喜福会》里的母亲们，作为第一代移民，她们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艰辛，并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陌生的国度安家立业，并以极大的爱心和智慧孕育出了兼具中美文化传统的华人下一代。在这种世代的接力中，文化得以传承。
华裔移民美国女性，从19世纪上半叶移民到美国至今已有1 800年的历史，她们用血与泪，智慧与勤劳，对抗性别和种族的双重歧视，书写着自己的奋斗历史。她们骨子里中国妇女的优良传统使她们能屈能伸，可以忍辱负重。从边缘到主流，从未放弃。她们经历了身份认同的变迁，从华裔血统的自卑心理到尽显华裔尊容的气质，她们选择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的精髓，成为中美文化之间的优雅摆渡者，在美国主流社会里淋漓尽致地展现独特的兼具东西方的魅力。无论是获得“杰出美国人”荣誉称号的美国首位华裔内阁部长赵小兰，美国杰魔软件设计公司的创办人傅苹，还是美国国会的华裔女议员赵美心、孟昭文，获得了美国“杰出文学贡献奖”的汤婷婷，美国华裔女性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发挥专长，为美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并凭借自己特殊的文化身份，成为中美交往的桥梁，很好地推进了中美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谭恩美的作品渗透出包容开放的文化内涵，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可以和谐共存，交流相融。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增强，以及美国多元文化发展，中美合作日趋紧密，越来越多的华裔女性逐渐接受了华裔族裔特征的美国人身份，并为自己的中国血统感到自豪。双重文化身份、语言和文化成为她们的优势。华裔女性应放开眼界，去开拓更宽的领域，谋求更大的发展，努力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争取更多的发言权。
[参考文献]
[1] Amy Tan.The Joy Luck[M].Galantine Books Copyright，1989.
[2] 萨尔曼·拉什迪.论君特·格拉斯[J].黄灿然，译.世界文学，1998（02）.
[3] 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4] 邹威华.族裔散居语境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以斯图亚特·霍尔为研究对象[J].南京社会科学，2007（02）.
[5] 韩震.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多重文化认同[J].文化研究，2006（02）.
[6] David Mura.Turning Japanese： Memoirs of a Sansei[M].Grove Press，2005.
[作者简介] 余纯洁（1981— ），女，四川泸州人，硕士，乐山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