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从跨文化交际学视角，运用文化价值观理论，以电影《孔雀》和《阿甘正传》为例，比较中美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指出：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大、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大、男性主义倾向价值观以及美国文化的个人主义、权力距离小、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小、男性主义倾向价值观，使得中国人对待残疾人倾向于过度保护、注重面子、欣赏其知足常乐，美国人对待残疾人倾向于支持其独立性、注重自尊、崇拜个人英雄。比较中外电影是培养文化自觉能力的途径之一。
[关键词] 文化价值观；文化自觉；中美；残疾人
课题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JG2013010211）；哈尔滨工程大学第二批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项目。
电影是大众传媒的一种，但它不止提供娱乐，它还对现代社会各国人民的文化经验产生深远影响，并帮助我们形成对世界的印象，它是一种教育的手段。[1]近年来，研究电影里展现的文化并比较各国文化价值观越来越普遍，然而，随着国际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研究跨文化交际已经不限于研究各国人之间的交际，而向研究残疾人和非残疾人之间的跨文化交际等方向发展。由于各国文化不同，各国非残疾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会有很多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残疾人和非残疾人之间的跨文化交际中，是各国文化价值观的外在体现。在残疾人和非残疾人之间的跨文化交际中，残疾人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非残疾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在该交际中极大地影响了残疾人的行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通过研究电影探讨各国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本文以中国电影《孔雀》和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为例，运用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理论比较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以此作为在“跨文化交际”教学中培养“文化自觉”能力的范例。
一、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理论简介
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中文化价值观理论里最著名的是Hofstede的理论。Hofstede[2]把文化价值观分为4个维度：第一，“权力距离”指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权力大的人和权力小的人之间不平等的程度。在“权力距离大”的文化里等级严格，在“权力距离小”的文化里等级不分明。第二，“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中的成员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感觉到的受威胁程度大小以及产生的焦虑和压力程度大小。在社会领域，在“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大”的文化中，孩子们总是受到保护，以免受到未知因素的伤害；人们对于不同的人和事有负面印象。在“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小”的文化中，父母安心地让孩子们处于未知的环境中；人们尊重不同的人和事。第三，在“集体主义”文化里，所有人生来就属于一个人人互相依赖的群体；人们强调维持群体和谐和维护集体的面子；悲观地把家庭中有人残疾看作是家庭的耻辱。在“个体主义”文化里，每个人都必须独立；人们强调自我尊严和个体幸福；乐观地把家庭中有人残疾看作是挑战，客观地把残疾看作需要克服的困难。第四，在具有“男性主义倾向”的文化中，社会性别角色泾渭分明，人们敬佩成功的人（除非“集体主义”价值观对此加以限制）；在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文化中，社会性别角色重叠，成功不值得炫耀。
二、通过电影比较中美非残疾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
《孔雀》里的哥哥和《阿甘正传》里的阿甘都是弱智。毋庸置疑，在每一个国家里都会有一些素质低的人嘲笑甚至欺负残疾人，这些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极大地伤害了残疾人。能够预防和改善这种状况的，首先是残疾人的家人，尤其是父母，要教会残疾人如何平等地与非残疾人交际。其次是社会，要给残疾人创造一个能像非残疾人一样生活的环境。
根据Hofstede的理论，中国文化相对于美国文化，具有权力距离大、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大（社会领域）、集体主义价值观；美国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具有权力距离小、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小（社会领域）、个体主义价值观。中美文化都具有男性主义倾向价值观。笔者将运用这4个价值观从以下3个方面分析中美两国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差异。
（一）过度保护和支持独立
在《孔雀》里，哥哥是家庭的中心，尽管他在外面受到歧视与侮辱，在家里却能自私而尽情地享受弟妹的忍让以及父母的溺爱，造成他这样人格的并不是他的残疾，而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权力距离大和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大这两个价值观导致残疾人常常被看作没有独立能力的人而被过度加以保护，但这种保护不是平等的，而是以上示下的，是父母无条件施加给哥哥而哥哥无条件接受的溺爱。既然哥哥从未受到过平等对待，他也就不知道平等是什么，因此，尽管小流氓们欺负他，他却把他们当成朋友，向他们低三下四地讨好以获得他们的“友谊”。父母从未站在哥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想他真正需要什么，比如他想得到友谊实际上是想和非残疾人正常交往，可是父母却没教过他如何做。父母以为自己能保护孩子一辈子，当他们意识到这不可能时，首先想到把哥哥送到残疾人福利工厂，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受到保护而不再受人欺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表现在同一个群体里的中国人习惯于互相帮助、互相依赖，创办残疾人福利工厂即是一例。但残疾人福利工厂恰恰是中国社会对残疾人过度保护的体现，它把残疾人和非残疾人隔离开来，减少了他们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使他们更加不会与非残疾人交往，从而不容易融入社会。
反观阿甘，从他小时起，妈妈就教导他要自强和自立，并教他以“做傻事的人才是傻瓜”这样的回答反击别人的歧视，维护自己的尊严。在美国文化中，权力距离小、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小和个体主义这三个价值观，使得美国人更倾向于承认残疾人的独立能力、接受他们的独立意识，并给他们提供独立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机会，因此，美国的残疾人共文化群体基本上融入了非残疾人这个主流文化群体，他们之间似乎已经没有区别。阿甘的妈妈对他的价值观影响最大，她明知道总有一些人对残疾人歧视甚至欺负残疾人，却支持阿甘独立地走出家门，去和非残疾孩子一样上普通小学，直至大学，之后参军、打乒乓球、做捕虾生意，而不是把他呵护在自己的羽翼下，这是个体主义价值观的体现。需要指出的是：阿甘上小学时是在50年代，从那以后，美国废除了特殊学校制度，还采取各种科技和政策的办法鼓励残疾人出门学习和工作。现在在美国街头随处可见残疾人，人们再也不会像《阿甘正传》里的少数人那样以怪异的眼光看残疾人。此外，在50年代，美国的大学和部队就接受阿甘这样的人，这些都是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小价值观的体现。阿甘的妈妈不断地提示他“你和别人一样”，这是权力距离小价值观的体现，美国人相信人人生来平等，残疾人和非残疾人都是一样的，都享有一样的权利。
（二）维护面子和注重自尊
在《孔雀》里，弟妹始终活在哥哥的阴影里。他们觉得哥哥的形象给自己丢了面子，甚至想用老鼠药毒死哥哥。自家人尚且觉得残疾家人给自己丢脸，外人就更是如此，因此非残疾女孩不可能嫁给哥哥，他只能娶一个残疾的乡下女孩。中国文化具有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大的价值观，这表现在人们对与自己不同的人，比如残疾人，往往有负面印象和想法。同时，具有强烈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中国人注重“面子”，即凡事考虑别人怎么看自己，个人的面子不仅是个人的面子，还是家庭的面子，也是社会的面子。这种价值观使一些中国人认为，自己家里有残疾人不仅给残疾人自己丢了面子，也给其家人丢了面子，因此，不愿意与自己的残疾亲人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一些非残疾人由于本身对残疾人有偏见，基本不会考虑与残疾人结婚，即使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也要考虑这是否损害了自己和家庭的面子。面子意识是中国的公共场所很少看到残疾人的原因之一。
美国文化具有对不确定因素回避程度小的价值观，这表现在人们对与自己不同的人，比如残疾人，没有特殊的看法。同时，美国文化中还有极其强烈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它强调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人人有权利获得自我尊严和个体幸福，人们赞赏自尊自信并依靠自己努力获得幸福的人，人们交朋友或找生活伴侣更多的是看对方的性格和品格，而外貌和身体残疾与否处于极其次要的地位。不论是阿甘的妈妈、他的战友布巴和丹中尉，还是嫁给阿甘的珍妮都没有歧视过阿甘。首先，阿甘的妈妈不把他当成另类，而是强调他与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她教会了他自尊和乐观地活着；其次，他的自尊和乐观赢得了布巴和丹中尉这样的非残疾人对他的友谊，也使他赢得了非残疾人珍妮的友谊甚至爱情；第三，珍妮、布巴和丹中尉都没有把阿甘的残疾看作是问题，他们对阿甘的态度和阿甘自己的自尊和乐观互相作用，结果更加积极。阿甘的乐观还帮助因战争而残疾的丹中尉重拾自尊，两个残疾人开了捕虾公司，取得了巨大成功。
（三）欣赏知足常乐和崇拜个人英雄
中美两部电影的编剧在电影的内容和片名上也表现了他们对残疾人的不同态度。
美国文化具有男性主义倾向价值观，人们敬佩成功的人。一个依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人，尤其从底层奋斗成功的人会受到人们的崇拜，再加上美国的个体主义价值观，个人英雄更是受到尊崇，阿甘正是这样一个个人英雄的楷模，编剧通过这样一个角色向人们昭示：不管出身多么卑微的人，不管身体是否有残疾，只要努力，一定会成功。影片以阿甘这个残疾人作为主角，片名也以阿甘命名，更加突出了阿甘这个自强、自立的独立个体。
中国文化不推崇个人英雄主义，中国人欣赏知足常乐的心态，[3]这是因为虽然中国文化也具有男性主义倾向价值观，但是中国文化同时具有集体主义价值观。《孔雀》的编剧把哥哥这一角色置于全家人中，没有突出他，也没有让他大富大贵，而是让他小富即安。对比影片里弟妹不如意的生活，编剧似乎更加欣赏哥哥这个残疾人的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
三、结 语
由以上两部电影可以看到，因为中国和美国文化不同，所以中美两国人在对待残疾人的态度上有所不同，这些不同直接影响到残疾人的自我认知和他们的生活，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为了去除消极的影响，中美两国人民可以互相学习对方的文化，互相借鉴。费孝通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概括“文化自觉”[4]的历程。在“跨文化交际”教学中比较中外电影里体现的文化是培养文化自觉能力的途径之一，在此过程中，剖析自身文化并研究他国或其他群体的文化，“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关系，只有抓住了比较研究，才能谈得到文化自觉”[4]。
[参考文献]
[1] Samovar.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Boston： Wadsworth，2010.
[2] Hofstede.Cultures Consequences[M].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80.
[3] 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 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王丽皓（1969— ），女，上海人，硕士，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