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红字》是根据美国19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经典影片。影片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了精彩的诠释，表现了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的对立，男性与女性、灵魂与肉体、理性与情感的冲突，折射了父权制文化语境下的生态危机，通过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目的是提倡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本文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女性与自然、男性与自然双重视角出发，对影片《红字》进行剖析与解读，揭示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社会。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红字》；女性；自然
电影《红字》是根据美国19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经典影片，由美国著名女演员黛米·摩尔主演，并荣获奥斯卡奖。文学评论家对影片的象征意义、影片的主题、宗教原型等从不同角度对该影片进行了分析。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运动和女性运动相结合的文学批评理论，它反对在父权制世界观下对女性与自然界的压迫，倡导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社会关系。本文拟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这一崭新的视角解读《红字》，对影片中女性与自然的“缺席”与“在场”进行重新审视，目的在于共同创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社会。
一、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962年，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人类开始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开始将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从思想文化层面反思造成环境危机的根源。“大自然危机四伏，环境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1]文学研究者直面生态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危机，发出自己的心声，生态文学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发端，并迅速地在90年代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2]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流派，尝试寻求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贬低女性与贬低自然之间的特殊关系，同时反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并把反对压迫、女性解放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当做自己的奋斗目标。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Francoise dEaubonne）在《女性主义·毁灭》（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一文中呼吁女性参与拯救地球，最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这一术语，这标志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开端。胡志红在《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中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样定义：“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发展中的批评理论，它借鉴、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策略，以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思想基础，探讨文学与自然、阶级、性别及种族四个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开放式、包容性的文学批评，正在向国际多元文化的趋势发展。它试图揭示人对自然的统治与人对妇女的统治之间的一致性，同时也致力于探讨二者获得解放的策略与途径，凸显自然解放与妇女解放的关联性和复杂性。”[3]生态女性主义批评通过从环境视角和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影视作品，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去探讨影片中所反映的环境意识，以及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征服、支配、压迫和统治方面的问题，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社会。
二、霍桑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形成
影片《红字》反映了作家霍桑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意识，其思想意识应该追溯到霍桑生活的时代。霍桑深受加尔文教宗教神秘主义观点的影响，他的作品有着浓郁的宗教色彩，但他本人并不是清教徒。年轻时的霍桑已强烈地意识到了信奉清教思想的祖先们的罪行，他既是清教传统的继承者，又是批判者。他一方面深受清教主义的影响，摆脱不掉“原罪”“赎罪”及“命定论”之类的宗教迷信，但反过来怀疑清教对罪恶的残酷态度。影片《红字》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表现了清教对人性的摧残和扼杀。另一方面，霍桑生活的时代正值美国的女权运动时期，女权主义者通过种种方式表达了她们对父权制社会强烈的抗议和不满，开始发起强劲而有生机的妇女解放运动。霍桑对这场代表进步、向上的改革运动持赞同态度，后来与众多女权主义者的接触和交往，尤其受到女权主义者Margaret Fuller的影响，使得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对女性特别是对社会边缘女性抱有特殊的亲切感，加强了对女性种种无权地位问题的思考。
影片《红字》以17世纪清教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新英格兰为背景，故事主人公海斯特·白兰因通奸罪而受到清教社会的谴责和惩罚，终生带上了标志“通奸”（Adultery）的红色A字，开始了她的赎罪之旅，出狱之后，她带着女儿珠儿离群索居，忍辱含垢，最终以勤劳和善良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影片以荒凉阴霾的荒野为中心环境，将父权制思想统治下的男性对大自然的肆意征服和女性与自然的融合加以对比，将自然和女性的“他者”地位重新阐释，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内涵。
三、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域下《红字》解读
（一）父权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与自然
西方现代世界观中的等级二元论视女性和自然同为他者，处于社会的边缘。影片中女主人公海丝特被押出狱门示众，荒凉阴霭的荒野向观众展现了清教统治下阴森恐怖的自然环境。木质监狱因为风吹雨打和岁月的流逝而显得狰狞阴暗，沿着这条晦涩的令人窒息的道路继续前行，可以看见草地上过于繁茂地簇生着牛蒡、蒺藜、毒莠，它们显然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某些气味相投的东西，才使这块土地上早早盛开了文明社会的恶花——监狱。同时影片以讽刺的笔墨再现了人类对于自然的粗暴入侵，荒野是威胁其生存的邪恶象征，监狱则是维护其清教统治的工具，任何囚徒都不能逃脱最为严厉的惩处，那锈迹斑斑监狱大门似乎表明了一切都与罪恶息息相关。所以荒野成为保证他们生存而必须征服的对象，荒野被践踏、被边缘化的地位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出。
影片中总督大厅的花园里看不到任何花木，取而代之的是南瓜藤和卷心菜。仿佛那些自然的装饰品对于这块土地只是一种多余的奢侈品，这片坚硬的土地和严酷的生存环境对于这些花木简直是徒劳。金色的大南瓜诚然已经是新英格兰这片土地最为绚丽的装饰了。在总督大厅里海斯特将要面临着被剥夺对女儿抚养权的危机，在父权制社会里一个母亲最基本的权利也被剥夺而尽。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制将自然和女性置于边缘地位，在清教社会中二者都处于从属地位，她们和自然一样被剥夺了话语权，成为被男性压迫和剥削的“资源”。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和排斥，对女性的各种形式的统治、压迫被认为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这是父权制社会的自然法则。[4]男权统治在压迫自然化的女人同时，也在压迫女人化的自然界。[5]
影片同时又从另一视角表现了女性与自然的融合。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以不同的隐喻方式表现在文化领域的诸多方面。中国人把黄河称为“母亲河”，希腊神话中有“大地之母”盖娅的说法，这些比喻肯定了女性与自然的相似性。在小说中，自然成为这个遭受清教迫害的女性人物——海丝特的避难所，是容留她的自然之母给予她力量、赋予她女性美丽的生命之源。海斯特在森林中释放和恢复了自己的灵性和自由，使得她失衡的精神状态得到了平衡，大森林赋予了海丝特一个完整的自我和人格，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与母性，使她同大自然共语，使她清晰地聆听到来自大地的心声，完美地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
影片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珠儿，她是自然之女， 是纯洁天真的小生命， 是在汹涌的孽欲下绽放的迷人花朵。在这阴霭萧瑟的荒野之地珠儿宛若从天而降的精灵，每当海斯特看着她渐渐成长，看到温暖的阳光照射在她幼嫩的脸颊上，身为母亲的她感到欣喜而奇异。她给女儿取名“珠儿”正是出于她的珍贵，是其倾注所有才换来的惟一财富。森林里的小鸟、松鼠等一切小动物都是她的玩伴，她总爱用桦树皮制作小船，装载上蜗牛壳让它漂洋过海；时而追逐飞翔的海鸟，时而用海藻编制一个绿色的花环装饰在头上和腰间。珠儿在影片中完全是自然的化身， 是人类本性的绽放，这与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女性的自立，灵魂的救赎
整部影片中荒野作为黑暗和邪恶的象征频频出现，出狱后的海斯特对于荒野有一种难以抗拒和无法逃避的感情，她的罪恶和耻辱深深扎根于此，但此地她仿佛获取了比她降临时更有同化力量的复活。荒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了海斯特的避难所，在这里她的灵魂得以重生。当她在森林中与牧师会面时，海斯特摘下那耻辱的标记，并劝说丁梅斯戴尔一起逃离这片蒙受耻辱的荒野之地。七年的屈辱与抗争使她坚强自立，灵魂复苏，她的精神从此逃脱了耻辱和抑郁的重担。海斯特虽然犯了通奸罪，但同时这也是对清教统治下畸形婚姻的背叛，是从男权社会统治下家庭枷锁中的解脱，勇敢追求幸福的抗争，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萌芽，是对男权社会的公然挑衅。
另一方面，荒野也是人的精神来源，是灵魂再生之地，是自由的象征。海斯特带着女儿珠儿住进一座远离尘嚣的林边茅屋里，从此默默地过起一种与世隔绝的忏悔生活.并开始她的赎罪历程。海斯特和自然荒野融为一体，她靠自己灵巧的双手兢兢业业为自己和珠儿赚取每日生活之需，每当城中瘟疫弥漫之时，没有人像海斯特那般忘我现身，她总会挺身而出，胸前佩戴的刺绣字母闪烁着光彩把温暖和安逸带给别人，那字母原本是罪孽的标志，却在病房里化身为一支蜡烛，海斯特用女性的坚强、勇敢和自立完成了漫长的救赎之路，此时的“A”字变成了人们心目中“天使”和“能干”的代名词，这一切正是她女性自立意识的升华，是她那弥足珍贵的纯良特质的彰显，完成了灵魂的救赎。
四、结语
影片为女性主义者塑造了一个追求女性独立和女性权力的典范，通过解构女性和自然的融合，重新阐释灵魂的救赎观，对人类重返自然，保护生态环境，增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思想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
[2] Griffin Susan.Women and Nature—The Roaring Insider Her[M].New York：HarperRow Publishers，1978：8.
[3] 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 金莉.生态女权主义[J].外国文学，2004（05）.
[5] 孟鑫.国内学者对西方女权主义七个流派的评介[J].教学与研究，2001（03）.
[作者简介] 付晓丹（1976—），女，陕西汉中人，硕士，陕西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