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将“陌生化”理论引入译制片配音，使观众透过“陌生化”，重新理解这种“中西合璧”的语言艺术。“陌生化”是艺术语言的特质。译制片配音颠覆习惯性的用语方式，创造性地将“洋味儿”与“汉味儿”相结合，赋予语言以新鲜感和表现力。“陌生化”艺术手法在译制片中的运用相对准确、直接和深刻地实现了与“陌生人”的语言交流，“陌生化”是对汉语普通话的“活化”。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译制片配音；陌生化
译制片是国际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译制片中的外国人说的都是流利的汉语普通话，但它不同于我们平常所熟悉的普通会话语言，译制片中的语言融合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是一种文化与艺术之间的“有意味的形式”，所以听起来别具风味。这种别具风味的语言，正是艺术“陌生化”手法的集中体现。译制片配音颠覆习惯性的用语方式，创造性地将“洋味儿”与“汉味儿”相结合，赋予语言以新鲜感和表现力。
一、译制片配音中“陌生化”艺术手法的内涵与实质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在他的代表作《作为手法的艺术》一书中，对于“陌生化”，什克洛夫斯基是这样认为的：“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1]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的表述，“陌生化”是艺术的一般特征，充斥于艺术作品的各个层面。“陌生化”就是将对象从其正常的感觉领域移出，通过施展创造性手段，重新构造对对象的感觉，不断给人以新鲜感的创作方式。经“陌生化”处理的表现对象能给人以出乎意料或惊奇的感觉。“陌生化”的审美效应在于它拉开了作品与接受对象的距离，这就是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认为的“间离效果”。布莱希特的“陌生化”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仅仅在于制造间隔，而恰恰是力图在更高层次上消除这种间隔。
“陌生化”是艺术语言的特质。艺术语言为了表达不同寻常的情感，就必须颠覆习惯性的用语方式，挣脱语法和形式的桎梏，产生对常规语言的偏离，创造出一种具有新的形态和审美价值的艺术语言。在译制片配音中，“陌生化”就是把汉语普通话变成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不自然的“标准语言”。译制片语言是一种“中间语”，既包含着原文所承载的文化，也包含着汉语文化。这种中间语“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译者不仅要了解外国的文化，还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2]。译制片就是在不同文化间将异域文化的“相异性”植入本民族的身份认同。无论是相异性还是认同性，两者都经历了重大的改造：相异性偏离了原初的状态，而“认同性”激活了“相异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相异性，从而使自身得到了丰富、更新和改变。译制片配音的“陌生化”正是在“认同性”与“相异性”相互交织过程中实现的。
其他艺术形式的陌生化手法是要完全打破原有的习惯性表达，创造一种新的感觉方式，而译制片的语言陌生化有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先要与原片吻合，尽量忠实于原片，然后再在原片允许的范围内、在原作所指向的艺术空间里创造富于新鲜感的语言。如果不顾及原片，任意发挥，那就失去了译制和传播的价值。
二、“陌生化”艺术手法在译制片配音中的运用
电影剧本翻译的“陌生化”是译制片语言“陌生化”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陌生化”是在为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寻找一席之地。译制片语言陌生化效果的凸显取决于语调、语感、音韵、节奏的总体语言系统中的相关要素和功能，即对其内部各个要素的重新整合。
虽然配音必须与原片人物的口型吻合，语言速度和情感运动也必须遵循原片，但是每一种语言的表达都有其内在规律，汉语也是如此，配音正是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进行了汉语语言表达技巧的灵活“调整”，经过“调整”后的汉语普通话已不同于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表达习惯，而是在其中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洋味儿”，这种独特的“洋味儿”正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经过碰撞之后交融出的一种新的语言形式，使中国观众耳目一新。
这种“洋味儿”体现在语感、语调和语速、节奏上。异国的人名、地名在语音上与汉语普通话有很大的区别，为了再现原语言国家的特点，配音演员经常在语气、节奏、速度上去模仿原片中对人名和地名的叫法。外国人名、地名通常比中国的人名、地名字数要长，而且，外国人在对话中经常会加一些亲密的词语，如“亲爱的”；他们在对话时还时常会加一些夸张的感叹词：“噢”“天哪”等，配音演员为了还原外民族语言的特点，也会将翻译过来的相应的汉语普通话感叹词进行夸张。所以当中国观众听到配音演员用汉语普通话以外国人的语气叫外国的人名、地名，发出夸张的感叹词时，就会感到一种新奇感。而且由于两种语言的节奏不同，同样的意思表达出来字数也不可能相等。所以配音演员在配音时，常常加些“小零碎”。这些“小零碎”往往是原片中没有的，它们一般没有实际含义，不会改变原片的本义，或者是配音演员根据原片的感情色彩将片中的某些词语进行重复或强调处理。
在长影厂1953年译制的前苏联影片《最高的奖赏》中，设计飞机的保哥留保夫教授有这样一句台词：“噢，我们会要造的飞机呀，叫它每小时里能够飞行，能够飞行很多很多公里。现在说它就是降落速度还不够机敏，这么说吧，它的降落速度还是比较大的。”
配音演员在说“噢”这个感叹词时，就模仿了原片中人物的夸张语调，而第二个“能够飞行”和“这么说吧”都是为了配合人物口型和动作加的小零碎。配音演员把第二个“能够飞行”处理得声音更高、音量更大、语气更强、起伏更明显，“这么说吧”也使得人物之间的交流更自然、生活。可以说，它们的加入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异国影片的“洋味儿”，而且还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使语流更顺畅、自然，并且使原片中某些话语的含义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另外，为了吻合原片中人物语言的语速和节奏，译制片中的对白也会作相应的调整。中国人不习惯停顿的地方，在配音中却会停顿；而中国人习惯停顿的地方，在配音中却连续一口气说下来了，这样处理的语言就与我们日常的会话语言节奏不同，不是一般的平叙语句，使汉语普通话的表达方式在观众面前呈现出陌生、新鲜的听觉效果，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中国观众的欣赏口味。
三、“陌生化”艺术手法在译制片中的作用
（一）“陌生化”相对准确、直接和深刻地实现了与“陌生人”的语言交流
“陌生人”是跨文化交流学的核心概念，德国社会学家希姆米尔提出“陌生人”概念，最初定义为一种社会体制中的局外人。译制片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译制片中人物的长相、性格、生存环境、文化背景以及他们的语言对于中国观众来说都是极其陌生的，他们便成为中国观众眼中的“陌生人”。
“陌生人”是带着不同的文化走进中国的，如何能够用本国人民的语言相对准确地传达出“陌生人”身上或隐或显的文化痕迹才是最重要的。配音导演和演员们经过艺术的再创造，运用“陌生化”艺术手法创造出了一种中国观众最熟悉最常用的但同时又让中国观众感觉到惊喜和略有陌生感的独特的语言风格。如果不用“陌生化”，完全用中国的表达方式，有可能误解外国文化。所以说“陌生化”艺术手法的运用，帮助观众实现了与“陌生人”的直接、深刻的交流。
（二）“陌生化”对汉语普通话的“活化”
译制片语言的“陌生化”必然带有中国“本土化”的特点，因为外来文化进入时，为了从视觉上、心理上、感情上获取本国人的熟悉感和亲切感，而特意融入本国特色的文化元素进行传播。“陌生化”与“本土化”的融合，便产生了最具特色的译制片语言风格。译制片配音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正是由于它缺乏单纯性，同时也因为它不是透明的，其中增添了额外的东西，这种额外的新鲜东西的加入，正是对汉语的一种“活化”。
配音演员对汉语要保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敏感，要敢于在汉语中带进一种能敲击出炫目火花的陌生力量，造就一种陌生化的新鲜和锐利。而且，陌生化与汉语的纯洁性是一对矛盾。纯洁性是汉语赖以生存的根基，而陌生化则不断地增强着汉语的活力，两者相得益彰，不可或缺。翻译史已经证实：外域语言现象初进译入语，难免有陌生之感。人们在接受异质文化时，常常会在两种文化碰撞中，激发出生命力极强的创新精神。
前苏联影片《顿巴斯矿工》描写了苏维埃矿工们的美满生活，片中省委书记由著名配音演员白景晟配音，他是一个幽默、乐观、机敏的人，在一位老矿工五十年工龄的庆祝会上，他与一位矿工有一段对话：
省委书记：“告诉我今天在座的谁是采煤工，啊？”
矿工：“省委同志，你别开玩笑了！”
省委书记：“不高兴？那我也向你似的喊口令：采煤工！起立！你看，哪还有采煤工，哎呀呀！井里最重要的人不在了，采煤工，啊！哎呀呀！”
白景晟配这段台词时，张弛有度，高低起伏，虚实结合。尤其是两个“哎呀呀”和两个“啊”，不但把省委书记的幽默、风趣充分表现出来了，而且还丰富了汉语的语调和节奏。当省委书记说第一个“哎呀呀”时，他扶在桌上的双手抬了起来，各自从外向里在胸前画了一条弧线，然后把右手搭在了左手上。白景晟在配这一声“哎呀呀”时，故意把音节拉长，把语调夸张上扬，使其与动作有机配合。在他说第二个“啊，哎呀呀”时，白景晟有力、洪亮地“啊”了一声，同时右手抬了起来并用食指向上指了指，紧接着说“哎呀呀”时又把双手合在一起，身子稍微晃了一下，语势渐渐弱下来。整段台词语调丰富、节奏明朗，将汉语表达与俄罗斯民族幽默、乐观的性格完美融合，不仅将异域文化呈现给中国观众，而且也在汉语表达中注入了新鲜的、陌生的异域气息。由于中华民族具有含蓄、深沉的性格，汉语相对于俄语在表达形式上比较内敛，语调、节奏不很夸张，所以说配音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汉语有声语言进行“活化”。
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语言是文化，语言是观念形态的“音声化”，特别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译制片配音的“陌生化”创作过程不仅是对汉语进行“活化”的过程，也是这一独特的语言艺术形成独特的审美品格的过程，就是在这个“活化”过程中，两种文化之间实现了碰撞与交融。
四、结语
“陌生化”在译制片中的运用离不开文化的束缚，也离不开艺术审美的追求。译制片语言的“陌生化”是文化与艺术审美之间的桥梁，“陌生化”手法，更好地诠释了不同的文化，从而创造了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语言艺术形式。宗白华先生曾说：“艺术没有创造性的形式，很可能不美，不能打动人心。艺术品能够感动人，不但依靠新内容，也要依靠新形式。”[3]译制片语言不仅有陌生新鲜的内容，而且还有陌生新鲜的形式，所以促使一种新的语言艺术形式的形成，给人以理解的深度和美的回味。
[参考文献]
[1] [俄]什克洛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作为手法的艺术[M].方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6.
[2] 王佐良.翻译中的文化比较[J].中国翻译，1984（01）.
[3] 宗白华.意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57.
[作者简介] 高珊（1979— ），女，山西太谷人，硕士，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播音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播音主持艺术、影视配音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