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后的第一个10年，香港电影是东西方文明意识形态特殊的融合产物，在某种程度上，考察香港电影就像考察一个复杂的基因工程。香港黑帮片在不同时期显示了其鲜明特征。风格的流变与内在思考相连续，由展示义气和利益的冲突张力，发展为解构崇高以及探究黑帮与法制的辩证关系，再发展为对黑帮权力史的深入思考。香港黑帮片的这些探索深刻反映了东西方文明特定的交汇模式中，香港经历的焦虑和对焦虑的解脱路径。
[关键词] 香港电影；黑帮片；解构
基金项目：本文系海南大学青年基金项目课题“数字化的文化与电视”（项目编号：qnjj1276）。
香港电影是东西方文明意识形态特殊的融合产物，在某种程度上，考察香港电影就像考察一个复杂的基因工程，东西方文明的基因在香港电影中完成拼接和DNA重组，不仅改变了原有文明的遗传特性，产生了新品种，也加深了我们对源文明的结构和功能的了解。
以香港黑帮片为例，我们将吴宇森1986年导演的《英雄本色》与杜琪峰2006年导演的《黑社会2：以和为贵》放在一起，两者的时代差别非常明显，间隔两部影片的20年间，香港电影经历了一系列嬗变和演进。勾勒其演变的内在逻辑，可以看出，东方传统的道义价值观和权力思维，西方传统的法制和利益思维，都在香港黑帮片的隐喻系统中钩织融合，产生种种冲突和迷失。香港黑帮片由此成为一种特殊的类型样式。
考察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黑帮片，义气和利益的关系往往构成剧情主线。在《英雄本色》系列中，揭示了香港黑帮的基本性质：将非法交易的高风险转化为高额利润。由于交易本身是非法的，用来协调利益分配的机制就不能依靠法律，而是所谓“江湖道义”。这一方面造成黑帮与香港法制社会的冲突，一方面又会导致黑社会内部的严峻冲突。
之所以我们把香港黑帮片称之为混合了东西方文明源代码的特殊类型，就在于，东方古代的江湖义气要求重义轻利，《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传》这类民间文本都揭示了古代江湖义气的本质，像宋江这样的大哥仗义疏财，结交一大伙“兄弟”，目的是在于通过释放利益，获取权力。然而，20世纪80年代香港黑帮片中，江湖“兄弟”的目的在于谋取利益。江湖“兄弟”本质上是生意人。“重利”和“重义”的冲突在所难免，因为“重利”的模式要求是极为理性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重义”的模式要求却是感性的：钱财如粪土，朋友值千金。当“义”和“利”发生严重冲突时，东方的道德观念仍然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只有美国黑帮片才是完全表现“重利”的模式，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和马丁·斯科塞斯拍摄导演的著名黑帮片，莫不在揭示美国黑手党的暴利来源和隐藏的社会功能。另外需要指出来的是，讲究法制的西方民主制度恰好需要一个非法的黑帮系统提高执法效率，这是美国黑帮片重要的内在逻辑。对于美式民主来说，一个难言之隐就是，对社会暴力冲突缺乏控制。美国枪械泛滥属于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无奈，只能依靠以暴易暴的模式，让民众个人用枪械保护自己。黑手党在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几乎被消灭，而颇为反讽的是，美国人战胜了墨索里尼，却对黑手党势力难以应付。像《教父》《好家伙》这样的美国黑帮片，鲜明指出了黑手党对美国的“贡献”：黑手党客观上减少了美国的街头犯罪，当美国林林总总的街头犯罪被统一在若干黑手党家族旗下，犯罪率实际上下降了。①这种情形也部分适用于香港。
尽管香港黑帮片中，黑社会的一部分性质不同于“谋权”的水泊梁山，而接近于“谋利”的美国黑手党，然而，《英雄本色》系列中的事件走向显然不同于《教父》系列，《纵横四海》的叙事逻辑也迥异于《美国往事》，这说明了香港黑帮片的混合基因特征。纵观80年代的香港黑帮片，狄龙、周润发扮演的主人公没有好好读过书，于是迫于生计，加入黑社会，与其说他们是罪犯，毋宁说是一些受难的“好人”。虽然他们从事非法交易，但是他们都有劫富济贫的倾向，不贩卖毒品，不欺负妇女，对儿童有爱心。他们身处黑社会，却并不是黑色的，而是被遮蔽的白色，具有灰色性质。至于真正的“坏蛋”，则是完全沉迷于利益，没有道德底线，聪明奸诈自私之辈。在一个典型叙事模式中，义气终于会战胜利益，落难的“好人”则在彰显道义的最后一战中完成自我救赎。象征白色正义的警察也会在情与法之间做出充满人情味的、认同道义观念的选择。
香港90年代的黑帮电影发生了明显改观，真正具有现代性意味。这体现在人物设定、镜头语言、情节走向等若干方面。在80年代，用升格镜头拍摄悲壮的主人公走向战场，白鸽飞起，风衣猎猎，煽情的音乐与拘谨拖沓的蒙太奇营造出老式浪漫气质，强制性地主导观众的视觉焦点和情绪，这种手法在90年代看来是矫情的、过时的和幼稚的。忠奸对立的冲突张力让位于主人公内心善恶冲突的张力，镜头语言也走向记录风格，平实理性的画面处理消除了煽情主义往往带来的反感，另外，对影片中人物个性的塑造甚至取代了讲故事的冲动，复杂的人性刻画取代了扁平的英雄传奇。这些90年代香港黑帮片的特征成就了若干经典。
1991年的《雷洛传》可以算作一个开端。《雷洛传》里最大的冲突并不是发生在重视道义的主角和重视利益的反派之间，而是雷洛内心中道义和利益偏执的相互权衡。尽管雷洛的身份是探长，最终他发现，他理想中所代表的白色正义无法制约犯罪，无限追逐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总会导致犯罪率增加，当雷洛事实上成为一个穿着白色警服的黑色人物，他反而能保持法制和非法系统的平衡。雷洛的行为是对道德浓度过高的80年代香港经典黑帮片的解构，然而《雷洛传》的灰暗气质并没有割裂与上一代黑帮片的内在逻辑，随着道义观念稀释，对利益偏执的反思反而要深刻得多。
解构崇高在另外一些90年代香港电影中更明显，哈贝马斯曾经说，“解构主义是最大的保守主义”，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理解这句话。刻意保持崇高并不会带来道德水平的提升，反而会让人产生反感，而在过度追求崇高道义的语境中，对崇高的解构却是健康的，一些广为流传的文学经典，如《浮士德》《战争与和平》《苦难的历程》《红字》等，莫不是远离道德束缚的主人公经历痛苦和放浪，终于重新发现良知，从而产生真正的崇高行为。《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弗罗洛其实长期生活在道德束缚中，刻板地要求自己，最后却堕入了罪恶的深渊。历史规律和人性本质都说明，样板戏、《阿里郎》并不能培养崇高的爱国主义，也不能激发道德良知，只有《哈姆雷特》《战争与和平》《罪与罚》这样的作品，才具有永恒的道德加速功能。在西方现代语境下兴起的解构主义风潮，本质上仍然是消除浓度过高的知识与道德完备感，从而推动下一代文明的提升。
作为一个较低层面的表现，90年代香港电影冷酷的现实反思，或者夸张的解构搞笑，都多少源于对上一代电影崇高过敏而致的后果。讲求道义的传统并没有因此断裂消失。例如《古惑仔》系列电影，主人公的个人主义色彩很重，尤其是行为放肆、桀骜不驯、模样也非主流的“山鸡”，受到青少年的普遍认同。在《古惑仔》的故事模式中，急于逃避江湖义气纠缠，介意个人独立和生活享受的主人公却会被卷入风暴中心，被利益冲突反复追逐，逼到绝境的几个男性伙伴会最终发现道义的力量，卷土重来，整顿江湖。
杜琪峰拍摄的黑帮电影在90年代末已极为引人注目，也引导了2000年后的十年香港黑帮片的转型。1999年出品的《枪火》探讨了男性友谊的形成，还有就是“重义”的东方式伙伴关系和“重利”的社团之间特有的张力关系。五个人组成的临时团队难于形成义气关系，战斗力很弱，而且“一山不容二虎”，老谋深算的阿鬼适合做团队领导，锐利桀骜的阿来并不服气，两人发生冲突关系。阿鬼忍辱负重，以德报怨，解决了侵扰阿来地盘的地头蛇，至此友谊关系就形成了，义气作用随着后续战斗不断强化，五人小组战胜了敌人。在一个典型的社团组织，义气的强烈作用固然会带来战斗提升，但是这样的小团伙也会不利于社团的权力管控。通过对大嫂和阿信出轨事件的处理，体现了社团的管控意识。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香港黑帮片完成了由崇高到解构、由古典到现代意识的转型，2000年后的香港黑帮片则经历了另一个痛苦的转型。对“白道”与“黑道”的辩证关系、对权力与利益张力关系的思考成为主导。这样的思考分别在《雷洛传》《枪火》等90年代黑帮片中隐约触及，而在2000年后拍摄的《无间道》系列、《黑社会》系列等作品中得到了深化。随着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香港社会面临一个艰难的重生历程。当香港社会处在港英政府的管辖下，香港人实际上是把自己当成了西方文明中的东方因素，在90年代之前的影片中，我们能明显指出香港影片中的东方传统意识；当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人多多少少把自己当成了东方文明中的西方因素。对东方传统的道义观念、权力思维，对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社会存在着转型期难以避免的误认。如果完全站在西方的角度看待中国，会出现文明自我认知与镜像之间的误解。
拍摄影片需要处理好轴线关系，在运动轴线两侧的机位，拍摄的画面左右方向是相反的，如果不加处理地组接在一起，就会让观众产生时空错乱的感觉。中国为主导的东方文明和英美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主流就存在着这样的跳轴关系。简单地说，尽管东方文明包含复杂的内部辩证结构，其传统的一个主要逻辑是对利益束缚的道德警觉，追求利益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出发点，但是，完全把追求利益当成目的，当成社会和个人的成就标杆，会产生强烈的恶性后果。急功近利、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所有这些根植于深厚东方传统的成语，莫不在告诫完全被利欲控制的危险后果；另一方面，西方文明的一个主导逻辑则是对权力束缚的道德警觉，西方文明强调的自由民主都是针对权力束缚的不良后果所提出。追求权力同样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出发点，但是，完全把追求权力当成目的，当成个人价值的惟一实现途径，反而会造成人性损毁、社会倒退。权力和利益是一种等价关系，两者本身相互冲突又辩证联系。
在杜琪峰拍摄的《黑社会》这个系列中，其主题表现了权力意识对人性的侵蚀和对江湖规矩的破坏。《黑社会》的第一部开头，追溯洪门历史的镜头显示了对香港黑帮本身的厚重回顾。如果说《黑社会1：龙城岁月》是探究香港黑社会内部的民主与权力相互关系，在《黑社会2：以和为贵》则进一步反映了香港转型期的焦虑。一方面，香港人如果站在西方文明的视角，易于把大陆对香港的管辖视为对香港自由的限制，却忽略了香港人实际上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严重陷入了利益束缚，居住在租金高昂的公寓，为利益奔波，受破产威胁，受制于高强度的牟利惯性难言自由；另一方面，香港的历史使命在于，为反向互补的东西方文明和谐共处提供范例。只有认识到这一特殊且光荣的使命，香港才能走出困境，续写传奇。
注释：
① 参见《教父》小说原著，马里奥·普佐著，译林出版社，1997年。黑手党实际上履行了执法者的部分功能，从而在弱势群体和资产阶级之间维持了平衡。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2] 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孙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3] 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M].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杨彬（1972— ），男，湖南长沙人，博士，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戏剧、影视、艺术传播的交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