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文化视角看电影《喜福会》的女性形象

发布时间 2018年06月24日 06:22    编辑:fashion    来源:电影文学 奢尚网 » 品牌

[摘要]由谭恩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喜福会》用影视手段呈现了四对中国母女形象。从形象学来看,中国女性形象塑造是作者由于在美国“自我”文化浸淫下对“自我”产生困惑和迷茫,选择文本叙述这一形式探寻自身文化身份的过程。双重边缘人身份使谭恩美成为“自我”和“他者”互动的桥梁,用塑造中国女性形象的方式促成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

[关键词]跨文化;自我;他者;中国女性形象

1989年,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发表了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一举大获成功,获得了一系列如“全美图书奖”和“最佳小说奖”等文学方面的大奖。美籍华人导演王颖于1993年将其改编拍摄成电影,很好保持了原著的风格和多视角的叙述方式,在好莱坞创下了极高的票房。无论小说还是电影,《喜福会》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离不开作者对中国女性形象的独特见解和精心塑造。

一、形象学——异国形象的分析方法

19世纪,形象学与比较文学在世界文学界同时产生,到了20世纪80年代,形象学理论渐趋成熟起来,直到90年代之后才进入我国理论学界。形象学(Imagology)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主体是某一国文学作品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跨文化形象,法国当代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芭柔(DHPageaux)将之概括为“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跨文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就是:一个国家形象在另一个异国文学作品中是如何嬗变的,也就是这种跨国、跨文化形象是如何被塑造、想象和建构的。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将着重探讨这一跨国形象所产生的跨文化背景及折射在“他者”形象身上的“自我”,从而挖掘“自我”和“他者”“本土”与“异域”的跨文化互动过程。在此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对《喜福会》中国女性的形象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自我”和“他者”的互动对跨文化交流的深层次影响。

二、美国“自我”文化关照下的女儿们

根据形象学的理论,任何异国形象的树立都是“自我”与“他者”互动的结果。作为第二代华裔的儿女,谭恩美生长于美国、接受了地道的美式教育,自然形成了纯美式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风格,但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接受来自于华人家庭的教育方式和从父母那里所继承的中国文化。然而在美国主流文化自然属于美国白人文化,因此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谭恩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有着排斥甚至抵触。她和其他华裔一样身处于中西跨文化夹缝之中,必然对被中西异质文化和思维方式造成的尴尬身份而困惑不已。谭恩美依据母亲口述的故事和亲身经历,在《喜福会》中描写了四对母女的形象,她们实质上是中西异质文化交流背景下华人母亲“他者”形象和华裔女儿“自我”形象的缩影。影片中的华裔女儿们是这样的形象:操着一口非常标准地道的美式英语,偶尔夹杂着一两个中文词汇,排斥母亲们在她们面前用中文来交流,同时也常常抗拒母亲的行事方式和身上所具有的中国文化元素。对于这些女儿们来说,她们如谭恩美一样,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全盘接受美式教育和思维方式,美国早已成为她们内心的祖国和文化归宿。她们本能的以美国“自我”的姿态来评判自己的华人母亲和中国元素,这些女性形象所承载的经历和故事折射出作者在美国现实社会中经历过的身份困惑和自我追寻。借助这些形象,谭恩美用文字论述了像她这样的华裔女儿对自身双重文化身份的认识和接受过程,即从双重“边缘人”到“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转变。在面对美国现实社会时,第二代华裔女儿们无疑成为双重的“他者”,因为在美国白人眼中,她们是来自异国的“他者”,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亚裔人群;而在中国人眼里,她们同样也是“他者”和“异类”,是能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行事美派、内白外黄的“香蕉人”。她们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将矛头指向了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自己的母亲们,通过抗拒和排斥中国人这个中国文化“他者”,再用美国文化武装自己来寻找自己的美国身份。主人公君就大声对母亲宣战:“这不是中国,你不能逼我,我不是你的奴隶。”另一位华裔女儿莉娜是极推崇美式生活方式的,如她主动提出与丈夫实施美国化的AA制,她要用实际行动来证实自己是纯正的美国人,应该过着纯粹的美式生活,而且深信这种生活方式能够解决自己婚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这四位华裔女儿以美国“自我”文化的坚决立场宣誓自己与“他者”(她们的母亲)的不同。“在欧美文化中,已经美国化的女儿们……害怕被拒绝被排斥,因为她们经常耳濡目染她们的母亲作为移民不能融入主流、白人社会所遭受到的歧视。”在美国,面对边缘人的生存困境,华裔女儿拒绝认同自己的华人母亲,排斥汉语,非常渴望融入美国主流阶层,所以她们很坚决地拒绝来自母亲那儿的中国习俗和思维方式。电影从各个视角向人们展现了华裔女儿对华人母亲的态度以及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强烈向往。然而,现实非她们所愿,连同自己的华人母亲那样她们自己也被美国白人世界无情视为“他者”。如在与未来白人婆婆佐丹夫人初次见面时,苏西就被其毫不掩饰的种族歧视羞辱了一番:“世界就是这样,越南人十分不受欢迎……”苏西立刻回答:“我不是越南人,我是美国人。”“你当然是。”佐丹夫人毫不留情。

三、中国“他者”文化影响下的女儿们

根据形象学的理论,异国形象在某一国的跨文化流变,即它是如何被塑造、想象和建构,与该异国形象产生的深层次社会文化背景有紧密的联系,并且可以通过分析“他者”来探究折射在身上的“自我”形象,因为这一切形象都源自于对“本土”与“异域”“自我”和“他者”关系里的自觉意识。对“主体”自我的研究是当代形象学关注的热点和重心,即异国形象的创造者,华裔第二代女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在她们的文学作品中流露出对自己跨文化身份的困惑与迷茫,她们在关照美国“自我”文化的视角下,将中国人或其他有色人种当做了“他者”,以此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美国人。谭恩美自述在青春叛逆时期,她做过许多令母亲头痛的事,母女之间的关系也像《喜福会》里描写的那样极为紧张且冲突不断。在她的自述中,晚年的母亲告诉她一个内心深处从未透露的秘密:在中国,她还有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谭恩美听到这个秘密震惊了,而这个秘密也成为《喜福会》后来创作的灵感来源和主题所在。无疑,母亲是谭恩美创作灵感的源泉,《喜福会》就是她献给逝去母亲的礼物。电影中,每个中国移民母亲对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的影响都是一辈子的,深远而巨大的。谭恩美以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女性为主人公,她们既承受着来自种族、身份认同的压力,又承受着来自父母的压力,通过她们的视角描写了母女之间的感情纠葛,折射出跨越中、西两种文化的挣扎与纠结。正如电影《喜福会》中的母亲们一样,谭恩美的母亲也来自战乱频繁的旧中国,经历了一段不愿回首的往昔,她将所有希望寄托于出生在美国这片新大陆的女儿身上,这种“望女成凤”的期许不想却给谭恩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电影中,四个女儿的故事就从不同层面揭示了谭恩美作为华裔女儿所承受的压力,母亲用传统的中国教育方式管教女儿,她们一不赞美女儿,二要女儿无条件顺从自己,如传统中国父母一样。而华裔女儿们身处美国,耳濡目染的是美式民主教育的方式,内心极为抵触母亲的教育方式。由于中西文化和母女不同成长背景的隔阂,电影里的母女们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误解和彼此伤害,作者谭恩美也同样与自己母亲有过这样的经历,正如薇利所说:“我妈老是这样,她总是唱反调”,“不管我做什么,都永远得不到你的欢心”。可事实上,母女之间是彼此关爱的,母亲对女儿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电影里苏西觉得嫁给白人老公后,各种压力扑面而来,她努力做好丈夫的贤内助,极力讨好丈夫和他的家族,将自己的事业抛诸脑后,最终失去了自我。显然这样的行事方式正是根源于她的中国式家庭教育。看到苏西在婚姻中越加懦弱,母亲用苏西外婆的故事告诉她要坚强,要自立,要认清自己的价值。终于苏西喊出了心声,找回了自己,也挽救了婚姻。从这点来看,来自旧中国的母亲们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也是反抗旧中国文化糟粕的叛逆者,和女儿们一样都是勇敢、坚毅的新时代女性。

四、满载希冀上路的中国女性形象

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谭恩美在接受旧金山媒体采访时说:“从某种方面说,她真的是我的缪斯女神……她在生活中遇到很多问题,但她从不认为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书中所有的一切,其实就是她对于生活的充满希望的精神质。”谭恩美在母亲离去后逐渐感悟了母亲对自己的巨大影响,并愈加理解了母亲,特别是她对待生活、对待人生的态度。谭恩美以边缘人身份在“自我”与“他者”的跨文化互动中起到桥梁的作用,电影里君在去中国之前回忆起母亲说:“我一点都不了解她,她是我母亲。”女儿终于尝试去理解母亲,也将勇敢面对现实:她与母亲拥有相同的血缘与文化。电影以独白形式向观众诉说了一根鹅毛的故事,这根鹅毛象征着华人母亲从中国带来的期望,串联起母亲们和女儿们的人生希冀。她们带着梦想来到了自由的新大陆,期盼着女儿们实现自己未曾实现的愿望:生活在没有压迫、没有歧视而又自由的国度里。最终母女间消除隔阂,获得相互理解,象征了中西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电影最后,经历了种种迷茫和痛苦挣扎后,君像母亲那样坚强而勇敢地跨越了两种文化,承认和接受自身背负着两种文化,带上母亲留下的遗物——鹅毛,代表母亲回中国与同母异父的两位姐姐相见,踏上了寻求“自我”和文化属性的漫漫长路。“现在我又看见妈妈了……我们一声不吭地盯着那明亮的画面,我们都很像妈妈,一样的眉目,一样的嘴唇……”她终于在踏上中国土地那一刻找到了根,真正理解了母亲,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归宿。

五、结语

《喜福会》的女性形象是作者“自我”和华人母亲“他者”跨文化互动的结果,在塑造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中,也描述了中西文化在交流中从最初对抗冲突走向融合的过程,故事里的女儿们最终找到了“自我”,暗示着作者也找到了自我。不论是来自旧中国的母亲们,还是生长在新大陆的女儿们,这些跨文化女性形象都体现了在自我身份追寻过程中由顺从到坚强勇敢的蜕变,展现了新时代的跨文化女性形象。

[参考文献]

[1]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4,157.

[2] 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0-162.

[3] Amy Tan.The Joy Luck Club[M].New York:Ivy Books,1989.

[4] Ho Wendy.In Her Mothers House[M].Walnut Creek:AltaMira Press,1999:165.

[5] Huntley E D.Amy Tan:A Critical Companion[M].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98:71.

[作者简介] 张海琳(1976—),男,广西桂林人,硕士,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与英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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