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清+宋丹丹
[摘 要] 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是电视剧剧本创作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这一跨媒介转换中，2009年以来严歌苓的《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幸福来敲门》和《第九个寡妇》热播于各大卫视黄金剧场，且好评如潮。严歌苓注重“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遵循小说与电视剧题材的审美通约性，浑圆立体的女性形象则是其小说与改编电视剧永恒魅力所在；而她自觉地在小说中运用影视叙事元素是跨媒介转换成功的保证。
[关键词] 严歌苓小说；改编电视剧；女性形象
如果说严歌苓以凄美奇诡的《扶桑》获得“雅不可耐，高不胜寒”的纯文学之声；以《少女小渔》《天浴》的电影改编向人们敞开了新移民故事窗口和老知青故事的门扉，并与张艾嘉、陈冲联盟彰显姐妹情谊；还以《梅兰芳》《金陵十三钗》的褒贬不一众说纷纭成为娱乐的焦点。那么，自2009年始根据她的长篇小说改编的4部电视连续剧，却都一致获得了雅俗共赏的认同和赞誉。电视连续剧《小姨多鹤》（2009）与《一个女人的史诗》（2009）一登荧屏就席卷了国内各大卫视，好评如潮；《幸福来敲门》（2011）刷新了央视当年电视剧收视纪录；《第九个寡妇》（2012）也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严歌苓小说改编电视剧的屡屡成功，得益于她注重“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的叙事策略，遵循小说与电视剧题材的审美通约性；以女性视角塑造浑圆立体化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则是其小说及改编电视剧永恒魅力所在；而她自觉主动地在小说中运用影视叙事元素是跨媒介转换成功的保证。
一、普通人与传奇的相互寻觅
小说、电影和电视剧从根上说皆是草根文化。小说乃“九流十家者之末”，电影是杂耍的艺术，电视剧则是老百姓的精神晚餐。但历经时代的变迁，小说以精英文化身份入居殿堂，电影也变得高深莫测。但随着读图时代的审美倾向嬗变，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已非泾渭分明，严歌苓悟出个中真谛，她自言：“当我不去考虑那些复杂的东西，平铺直叙地去讲故事时，反而受到读者喜爱，就像我最近一些年写的《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这样的小说，写得舒畅极了，根本没有觉得有任何难度”，毕竟爱听故事是人类的天性。
发表于2008年的小说《小姨多鹤》20万字，写的是日本少女多鹤与张俭夫妇一家的故事。日本战败，满洲开拓团的日本村民被集体杀戮以“殉国”，16岁少女竹内多鹤死里逃生，后被卖给了东北小火车站的张站长（电视剧改成了石匠）的二儿子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家大孩据传被日本人杀害，二媳妇小环受鬼子惊吓流产后不能再生育。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二孩夫妇难以接受多鹤，但传香火的目标还是让二孩张俭与多鹤生下一女二子。为掩饰同一屋檐下的畸形关系与多鹤的日本人身份，张俭偕妻小四处搬迁，并且让多鹤装哑，子女称其小姨。怪异的家庭关系下张俭也曾抛弃多鹤，直到多鹤对小环痛诉身世，到底都属被蹂躏和被损害的普通人，善良的夫妻俩对多鹤产生同情，滋生出亲情，而男性张俭对多鹤也日渐萌生出爱。这卑微乃至卑贱的一家备受煎熬，但种种苦难熬炼出来人性的善与人间的“亲”，延绵40年！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大历史与底层老百姓的遭际纠结一处，摆不脱，甩不掉。普通人的辛酸传奇，在苦痛的咀嚼中，感受到人性的温暖。
出版于2006年的小说《第九个寡妇》也是20万字。故事发生在中原农村，称之为传奇则轻描淡写了，当是惊心动魄的离奇大案！主人公王葡萄是个只认丈夫而不顾抗日战士的14岁童养媳，几年后偷偷背回政治运动中被错划为恶霸地主遭枪毙未死的公爹，藏于红薯窖几十个春秋！作为一个年纪轻轻就守寡的女人，她先后与几个男人偷欢，但一根筋的她，任凭窖外风云变幻始终与公爹患难与共。这个底层女人所做的一切，并非信仰觉悟使然，而是混沌未开的女人的本性本能，凭的是地母的根芽——自己的男人自家的公爹哪有不救之理？这样的离奇故事在严歌苓笔下依仗着世俗化、日常化的描述铺陈，从人间烟火中弥漫出人伦亲情。香港导演黄建勋执导了这部长篇电视连续剧，仍以传奇故事作为叙述主线，但传奇的背景被改造，王葡萄成了女强人，原著中的男性或强化或弱化或删减。
《一个女人的史诗》就是严歌苓的心语主题，她以新历史主义的观点给大历史中的一个个普通女人作传写史。与多鹤、王葡萄的命运传奇相比，《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小市民家庭出身的田苏菲演绎了一生逐爱的爱情传奇。16岁的田苏菲一时冲动参了军，在情感方面得到旅长都汉的青睐，欲结为夫妻，但她却钟情多才多艺的欧阳萸，虽如愿结为夫妻，但两人情调格格不入。简单质朴的田苏菲却无怨无悔，无论时事发生什么变故，她都始终对欧阳萸不离不弃，终于赢得了大团圆的晚年。正是：相濡以沫，与子偕老。从一个青葱女中学生到年近半百的老妇，将个人婚恋经历镶嵌于30余年的宏大历史风云中，这样传奇又平常的故事，其实更能引起广大百姓心里的共鸣。
36集《幸福来敲门》则淡化传奇性。大龄剩女融入残缺家庭一波三折的婚姻生活，世俗化的题材事件氤氲着人间烟火味，不仅引起不同层次的观众认同，而且发人深省。因为这样的悲悲喜喜，坎坎坷坷，不正是人生的常态吗？
二、伟大之女性引领我们前行
严歌苓的女性写作既不钻进象牙塔玩结构解构，又不媚俗坠入商海，她在雅俗共赏中放低姿态与底层女性交流对话。妓女扶桑、少女小渔、寡妇王葡萄、田苏菲、多鹤、小环等，无论是久远的还是当下的，海外漂泊者还是本土躬耕者，皆凸显出背负沉重历史背景的地母式的女性形象，她们的人生轨迹烙刻进跌宕起伏的历史风云，沧桑坎坷中她们坚忍无畏、苦苦挣扎。浸淫着几千年中国社会性别压迫的女性生命本体，表现出一种胜于男性的淡定从容和沉稳乐观。正是她们以希望之光为赖以生存的人世间点亮火苗，从而彰显出繁杂生活中不灭的人性之魅力。如严歌苓自己所言：“我只是在塑造一个有血有肉、有肤色、有温度的、立体的形象，越浑圆越好。”①这些女性的生命力力透纸背令人难忘。当然，这其中有着严歌苓自身经历的女性体验和感悟，智慧的她与她笔下的女性血肉相连。
《一个女人的史诗》飘荡着非常岁月中严歌苓的伤感，她在母辈的田苏菲身上寄托了女性对爱的寻觅之执著，这是另一种“一根筋”的女人，“浑头浑脑”，为“我爱的人”困扰一生却永不言悔，为“爱我的人”欣慰一生又歉疚难言。从豆蔻年华到红颜老去，无论政治运动如何翻江倒海，田苏菲始终守护着爱人与家的一叶扁舟，哪怕千疮百孔。苏菲比“精明懂事”却极端自私的伍善珍幸福，比她的年轻时就守寡、清贫却体面的母亲幸福，但是，田苏菲收获的幸福是否已是千疮百孔的呢？她的善良和单纯，哪怕混沌，亦是弥足珍贵的。这部剧与万方的《空镜子》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幸福来敲门》中36岁的剩女江路与摄影师宋宇生一见钟情，宋的妻子因车祸离世，岳母带着外孙们与江路住在同一个大院里，这本是缘分，却好事多磨，岳母对江路一贯有成见，一对子女也横加阻拦，这其中演绎出多少恩恩怨怨！但江路始终真诚付出，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出家庭伦理剧并非一部苦情戏，虽然与王葡萄、田苏菲一样一根筋，但正是这份柔韧的执著，而非传统女性逆来顺受忍辱负重，最终让她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闪烁着新女性的个性亮光。
同样，多鹤的温顺隐忍、小环的包容泼辣，都以失却女性独立的自我为代价；但唯此方能生存，方能维系摇摇欲坠的家，这是悲剧命运的原点，却也是一种无疆的浑然不分的仁爱，唯此，这两个不同民族的女人才能相濡以沫、生死相依地扶助同行。王葡萄的不可思议的胆大妄为，凭的是天性生蛮的“混不吝”，在男性社会化后，女人的自然本性守住了人伦亲情、人生常态。我们想，严歌苓并非讴歌她们的传统东方女性之美，也非欲树女性英雄丰碑，她只是为这些在边缘夹缝中遭受辗磨的女人写史，在卑微的人生中闪烁出人性的光辉而已。
三、媒介转换的渗透与交融
尽管严歌苓声称做影视编剧在她是爱恨交加，“作家长期从事编剧工作对写小说有伤害”。但是，“随着电影在20世纪成了最流行的艺术，在19世纪的许多小说里即已十分明显的偏重视觉效果的倾向，在当代小说里猛然增长了。蒙太奇、平行剪辑、快速剪接、快速场景变化、声音过渡、特写化、叠印——这一切都开始被小说家在纸面上进行模仿。”②何况21世纪的今天。严歌苓的确深谙影视叙事，如电视剧《幸福来敲门》片首字幕显示是根据严歌苓的小说《继母》改编，但有报道称说是原创剧本，那么从网上发布的文字来看，分明是小说，当然与电视剧别无他样，她已成功地为跨媒介传播修建了直通车。开篇即充满了日常化生活化的描写，交代了时间、场景和矛盾冲突的各方人物；同样，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的第1章就是电视剧的第1集，开篇即影视化叙事，小城气息、小田个性、借走毛衣、出走革命……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我非常喜欢小说里能够有嗅觉，有声响，有色彩，有大量的动作”③。电视剧《小姨多鹤》开头也依照小说开篇，虽对战争的残酷有所淡化，从多鹤遇到张家人展开叙事，却依然延续原著文脉，既埋下伏笔又点题。《第九个寡妇》的开篇也非常让人撕心裂肺，但作为电视剧，必须得改，否则会引起误读误解。她做到了：“在故事正叙中，我将情绪的特别叙述肢解下来，再用电影的特写镜头，把这段情绪若干倍放大、夸张，使不断向前发展的故事总给你一些惊心动魄的停顿，这些停顿使你的眼睛和感觉受到比故事本身强烈许多的刺激”④。她又“是个对语言、对中国各种方言特别感兴趣的人，爱听别人聊天，爱琢磨他们的语言”。因而，“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这，当然是影视叙事的特质和魅力。
出于传播媒介的特质和传播方式的差异，不同媒介的转换总会有得有失。小说《小姨多鹤》中多鹤与朱小环的性格虽一柔一刚，但把握适度，而剧中的朱小环却有“醋坛”现象，这种“现代性改造”消解了20世纪中国女人特有的母性光辉。历史的荒谬愚弄中的芸芸众生的悲凉在剧里得以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人性的善良与亲情的融洽。
《第九个寡妇》从大众传媒的影响面考虑，已将小说中敏感的历史事件作了修改。原著中王葡萄生命里的男人有琴师朱梅、孙少勇、史冬喜、史春喜和朴同志等，但政治运动或天灾人祸让这些男人一个个离她而去，艰苦环境下的独自担当才更显现非同寻常的立体形象。而电视剧中男性形象所剩无几，孙少勇成为葡萄惟一的精神对象，朱梅则成为集众恶于一身的大反派，使这部女性的农村史诗有失重之感。剧中饥荒年代里也有穿着妖娆艳丽的女人们穿行着，搅混了历史印痕，削减了原著中深邃的历史感与人性的厚度。
是得是失？见仁见智。
注释：
① 吴虹飞、李鹏：《严歌苓 我是很会爱的》，《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13期。
② [美]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③ 沿华：《严歌苓 在写作中保持高贵》，《中国文化报》，2003年7月17日。
④ 严歌苓：《雌性的草地》，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 胡清（1945— ），女，江西南昌人，南昌大学影视艺术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艺术与现当代文学。宋丹丹（1988— ），女，山东邹平人，南昌大学影视艺术研究中心广播电视艺术学2011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电视编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