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喜福会》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其中以四对母女为主线，围绕着四对母女之间的关系展开。虽然中美不同文化背景使得母亲与女儿之间有了一些冲突和不理解，但她们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被边缘化为“他者”的痛苦经历是一致的。本文将从女性主义视角来分析影片中的主要女性角色的“他者”形象。旨在揭示中西方男权社会文化中女性的“他者”地位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为颠覆男性中心话语地位和男性中心主义走向自我的艰辛历程。
[关键词]《喜福会》；女性主义理论；女性角色；“他者”
基金项目：本文系渭南师范学院研究生专项项目（项目编号：12YKZ022）。
华裔题材电影《喜福会》是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小说《喜福会》改编而成的。讲述了四位华人移民母亲和她们在美国长大的女儿们之间的故事。无论是改编而成的电影还是小说一经出版发行就受到了各方的评论，其中国外的学术界大都集中于解释其种族、性别、身份、阶级、民族主义等方面的寓意，而国内更为注重的是分析冲突和身份等问题，大都倾向于作品的文化政治分析。却很少有人运用女性主义观点来分析电影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尤其是女性的“他者”形象分析。本文将从女性主义视角来分析影片中的主要女性角色的“他者”形象。旨在揭示在中西方男权社会文化中女性的“他者”地位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为颠覆男性中心话语地位和男性中心主义走向自我的艰辛历程。
一、女性主义基本理论观点
女性主义批评旨在抨击西方父权制文化的“男性中心论”，揭露整个文化系统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同时又重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法国女作家、思想家波伏瓦在她的名著《 第二性》中指出，在男性垄断的人类文化中， 都把女人的形象定格为弱者，定格为男人的附庸， 女人在历史中的所有形象， 不过是男性按照自己的渴求和欲望创造出来的，所以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被变成的。[1]女人之所以成为从属的性别，是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有意培养和剥夺的结果。女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依赖男人的保护，舒舒服服当附属品而不是为自己的生存负责。“她们必须做的一切，都是准备奉献自己，去找一个丈夫，适应家庭，生儿育女。”[2]2可是女人除了家庭角色之外，还需要更多的角色，正如弗里丹在她的《女性的困惑》中提到的那样，“有一个无以名之的问题，困扰着今日妇女的心神……‘除了丈夫、孩子和家以外，我还想要更多一些东西”[2]32。这是觉醒后女性的内心呼唤，女性也只有通过行动来重新塑造自己， 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正如波伏娃所指出的在父权社会中处于受压制地位的妇女！ 要想改变生存现状必须首先争取平等的经济地位，从经济上的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成为和男性一样的主体而非仅仅是对象性的存在。[3]
二、电影《喜福会》中女性角色的“他者”形象分析
（一）母亲们在旧中国男权社会文化中的“他者”地位
喜福会整部影片构思精巧，表现独特，影片的所有情节均由一张麻将桌上展开，一张麻将桌，四个方向代表四个家庭，四个家庭的母亲和女儿可以在麻将桌上轮流坐庄，分别讲述各家的故事。影片通过不断的闪回使观众和母亲们共同见证了旧中国妇女所遭遇的可悲命运。正如波伏娃所指出的那样，由男性垄断了的人类文化中，女人总被视为是弱者， 是男人的附庸，是他者。没有任何的自我意识。这在以父权夫权统治为中心的旧中国社会尤为如此。影片中的母亲们处于旧中国的社会中，她们自幼便被告知要做一个孝顺媳妇，要把自己的想法和欲望藏起来，她们没有决定自己婚姻的任何话语权，并被剥夺了爱与被爱的权力。在出嫁前受父权的压制，出嫁后受夫权的压制，没有任何的自由与幸福可言，甚至仅仅被当做传宗接代的工具。影片中的母亲钟林冬12岁时便被送到了婆婆黄家，成了童养媳，结果因为无法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在丈夫家备受凌辱，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最后只能通过装疯的方式才帮助自己逃离了牢笼般的家庭。
影片中的另一位母亲形象则更很好地印证了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文化中的他者形象和地位。安梅新寡的母亲不幸被富商吴庆设计强暴后，不但没有得到家人的安慰，反而被母亲逐出家门，不得不忍气吞声嫁给吴庆为妾。她生了儿子后，又被二姨太抱走认作儿子。最终，她不能忍受这种没有尊严令人窒息的生活而自杀身亡。她宁愿让她软弱的灵魂死去，而把自己坚强的灵魂留给安梅。安梅的母亲在不幸被强暴后，不但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和同情，反而遭自己家人的唾弃。就是因为在旧中国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中，女人被认为是附庸，是他者，没有地位和自主权，尤其是失去贞操的女人就更没有任何话语权和选择权，而她的母亲对她的唾弃正是深受男权中心意识影响的结果。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吴庆的恶行却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责。众人的沉默也正是这种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影响的结果。安梅的母亲在求生无路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嫁给对自己施暴的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女人没有经济来源，没有社会地位，只能默默地接受自己的命运，不能做任何的反抗，任何的反抗都会使自己付出沉重的代价，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影片中安梅的母亲就是以自己生命的代价为自己女儿安梅能有尊严地活着而抗争！安梅母亲的死正是对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最有力的反抗！
影片中母亲映映的形象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她在旧中国的遭遇更是令人窒息。映映虽然是一个来自中国上层社会的千金小姐，可从小就被教育而悲观地相信女人是阴，就像阴影一样，男人是阳，夺目耀眼，女人只有借着男人，才有光彩。她相信命运的安排。在无情的丈夫把新欢带回家中时，自己却没有任何有效的反抗方式，结果为报复丈夫宣泄自己的怨恨竟然亲手溺死了自己的婴孩，这种极端的反抗方式正是男权中心主义直接迫害的结果！后来母亲映映孤身独自又生活了整整十年直至丈夫死去。生活中的苦难经历让映映渐渐变得沉默，直至话语权的消失，最终乃至整个人的消失， 这种对自我的不断贬低和最终的抹杀。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终极的悲哀。也是女性被沦为他者的最好印证！
（二）女儿们在美国男权社会文化中的“他者”形象
如果说旧中国封建男权社会文化意识给母亲们造成的迫害是发人深省的，她们被无情地置于了社会的最边缘，成为社会中的他者。她们没有地位，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做着无谓的本能反抗。那么处于发达的民主化的美国女儿们一代又如何呢？影片中的女儿露丝就是一个受美国男权社会教育影响的典范。露丝完成了大学学业后，主动放弃了继续深造的发展机会，退回家庭中辅助自己的丈夫。秉承了美国社会教育及文化极力宣传的谦恭、隐忍、温柔、忘我等传统的女性价值，成为集高尚淑女、贤妻良母于一身的“家庭天使”。正是她的这种自我牺牲一步一步地把她自己置于附庸地位，成为他者，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个性。她的自我牺牲不但没有得到美国丈夫的理解和感激，反而遭到了他的厌弃。
影片中的另一位女性形象莉娜则更好地体现了美国男权中心主义意识影响的结果。尽管莉娜曾经是那么激烈地反抗过母亲的意志。可是在她自己的婚姻中，却发不出声音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渴望与想法，更无力反抗婚姻中存在的男权压迫。莉娜在学业、 智力、 工作能力等各方面都能与丈夫平分秋色， 甚至在某些方面胜他一筹：是她出主意协助丈夫创办了他们自己的建筑设计公司。然而事实上她的婚姻， 以至于她的整个生活都在美国式的账目均摊的规则下显得毫无生气，更无什么幸福可言。但莉娜却没有勇气向丈夫说出自己对婚姻的期待和不满。结果失去了是非观念和自我意识， 到最后甚至幻想以经济上的忍让与多付出来换取丈夫的感情。结果当然只能是失败了。婚姻中的失败使莉娜完全丧失了自尊和自信甚至自我。面对男权的威慑， 她感到的是自身的羸弱和无助， 并最终变得束手无策， 哑口无言。莉娜对婚姻中的男权观念的沉默与忍让把她推入了一个无言、 无奈、 无望的他者境地。[4]
（三）女性角色的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
影片中的母亲及女儿们均有着被消声、被边缘化为他者的痛苦经历。影片中的中国母亲们通过讲述母系传承的族裔故事，不仅帮助女儿们重建了自己的性别和文化身份，而且使女儿们有勇气直面和应对婚姻中存在的男权中心主义的问题，同时也使她们自己作为女性的话语权得到了恢复，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也重新被树立起来了。影片中的母亲映映和女儿莉娜就是这样的典范。母亲映映在经历了痛苦的人生经历后，被完全彻底地消声，并置于了社会和家庭最边缘的他者境地。可是就是这样一个麻木到近乎死亡的母亲在看到女儿面对的不幸婚姻时，却出于母爱的本能果断地打破了自己的沉默：为女儿讲述了自己从不愿揭开的辛酸过去，为的是要用自己这尖锐的痛去穿透女儿厚厚的皮， 把她体内的虎气也释放出来。让她能够有勇气去反抗自己不幸的婚姻。[5]通过讲述，母亲映映的声音终于又被听到，作为女性的话语权也最终得到了恢复。而女儿莉娜在母亲的帮助下也最终勇敢地向丈夫表露了自己对婚姻的失望和不满，并最终勇敢地离开了自己的丈夫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重新又找回了自我。
影片中的另一位女性角色露丝也是在母亲许安梅讲述外祖母在旧中国的身世和经历中看到外祖母的牺牲和奉献，外祖母的经历像一面镜子照醒了美国女儿露丝，她看到了自己对家庭婚姻生活中的男权的软弱和逃避，认识到了一味地无原则的牺牲和忍让是不会换来丈夫的爱和尊重的，她在面对自己濒临破碎的家庭婚姻时，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使自己作为女性的话语权终于得到了恢复。听到了妻子真正的声音，丈夫反而对妻子表示了尊重并重新回到了妻子身边。通过自身的行动重新塑造了自己，露丝成功果敢地救赎了自己濒临破碎的婚姻和幸福，并重新找回了自信也找回了自我。
三、结语
电影《喜福会》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独到的表现手法为观众呈现了发生在四位华人移民母亲及长在美国的四位女儿们之间的故事。透过母亲与女儿们共同被边缘化为“他者”的经历揭示了母亲们如何在以男权为中心的旧中国社会中被消声、被一步一步沦为边缘化的他者地位，然后到了美国又如何慢慢地自我觉醒，并为摆脱边缘化境地、恢复女性话语权而不断地抗争的全过程。同时也揭示了女儿们如何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美国社会文化中被逐步地消声和一步一步地被边缘化为“他者”的境地，然后又慢慢地觉醒并最终又找回自我的真实过程。
[参考文献]
[1]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365 .
[2] 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困惑[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3]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49.
[4] 谢亮.从沉默到发声——对谭恩美作品中华裔美国女性打破沉默的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25.
[5] 林静.边缘他者的无声抗争——解读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其隐喻内涵[D].济宁：曲阜师范大学，2010：22.
[作者简介] 刘晓华（1976—），女，陕西南郑人，英语硕士，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文学及文学翻译。
